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几多故乡情？心中有座莲花城。

　　怀着浓浓的故土情结和对“根”的依恋，我回到家乡进行了一次采风和旅游。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洪洞县，县名源自城南有洪崖，城北有古洞。县城周围自古藕田成片，莲花飘香，故素有“莲花城”之誉。洪洞县是原洪洞和赵城两县于年合并而成，这里人文兴胜，民性强悍，名胜古迹之多在全国县级区域内是罕见的。特别是闻名中外的三大名胜各有千秋：明代迁民遗址——古大槐树处全国绝无仅有，海内外最负盛名；广胜寺七彩飞虹塔属全国三大名塔之一，元代壁画和水神庙更是国宝；苏三监狱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明代监狱，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官衙机制的重要实物资料。还有万圣寺、历山、候村女娲娘娘庙等，全县有名胜古迹(文物保护单位)处，可谓星罗棋布。

　　作为一个洪洞人，我寻访故乡名胜，神游桑梓遗迹，心中涌动一种燃烧的乡情。

　　寻“根”古大槐树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这样的民谚，现在业已成为海内外华裔同胞中不需作任何解释大家就都能划齐认同的一种普通常识。据说，在海外知道黄帝陵和天安门的华裔，同时也都知道洪洞古大槐树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以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受首先拜访了“大槐树”。古大槐树遗址位于县城以北两华里的贾村西侧。这片昔日生离死别之地，如今游人如织，已俨然成为人们寻根祭祖的地方。缓步走进古色古香的门楼，只见操各种口音、着各种服饰的人们，扶老携幼，熙来攘往，或在镌有“古大槐树处”的牌楼前拍照留影，或在悬挂“誉延嘉树”匾额的牌坊下畅谈铭文，或在“祭祖堂”内焚香叩拜……人们满脸虔诚，庄重而恭敬。

　　有专家考证，仅明朝洪武到永乐半个多世纪中，从洪洞大槐树处向其他省区移民多达18次。至于明初的移民规模究竟有多大，影响究竟有多深，公元年——也就是明初移民大约年后，洪洞县县志办公室曾向全国各地公开征集有关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历史资料，得到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共余县的响应。在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地区有关部门以及当年洪洞移民的后裔，即提供了包括方志文献、宗族谱牒、碑刻笔记和地名传说等各个方面的资料达数百种之多。仅河南省民权县在调查中发现，该县竟有60％以上居民户为明初洪洞移民。在陕西关中地区，洪洞移民后裔的分布多达16个县。

　　据《洪洞县志》载，洪洞县城外原有唐贞观二年(公元年)始建的一座佛寺，名日“广济寺”，广济寺之侧唐宋以来即有驿站，而与驿站、广济寺相邻的则是那株名闻遐迩的汉代古槐。古槐身粗数围，树荫冠盖数亩，是当时最惹人瞩目的环境标识之物。广济寺与古槐原西邻汾河。汾河在明代水量之大还能行船，河畔水鸟云集，老鹳尤多，许多即筑巢栖息于古槐之上。秋去冬来，槐叶落尽之后，一巢接一巢硕大的老鹳窝鳞次栉比，十分醒目而且壮观。当时由各地集中起来的移民，就是在广济寺造册登记并分别编队，然后发给每人凭照和川资，由朝廷官员率领遣送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山西移民在离开故乡之前，其心目中留下刻骨印象的最后一种形象之物，一是那棵汉代古槐，另一即是最能激起他们凄凉的背乡离境之情的古槐老鹳之窝。

　　古大槐树处现在的建筑，是民国三年修建的。对重修大槐树古迹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中，有一位我的同村老乡贺柏寿。他光绪己酉年科考中一等知县，后在河南为官，常遇移民后裔或述说思乡寻根之情，或以家族谱牒向他展示，于是最终促成他和另两位志同道合者筹募款项在大槐树原地立碑建亭之义举。小时候我只知本村出过个“贺老爷”，他那破旧的高大宅院还在，其家族后人已经败落。这次在故乡读到他当年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祥知其善举及贡献，一种钦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古槐公园，导游向我们讲了一个关于“脚趾甲复性、背手、解手来历”的传说，颇有意思——

　　元末，由于十几年的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和瘟疫流行，天灾人祸，人民涂炭。明军将元鞑子赶到漠北后，北方许多地区出现了无人区，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明朝建立以后，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动力和土地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明政府采取了移民垦田的政策，即把“地狭人众”的山西地区的农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但故土难离，人们谁不留恋自己的家乡呢？这时明政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槐树下。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熙熙攘攘，暗中祷告上苍，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钦差官员大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似青天霹雳，人们都惊呆了。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骂的，有呼儿唤女的，有哭爹叫娘的，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脚小趾上砍一刀作记号，以防逃跑，人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至今，移民后裔的脚小趾都是复性的，据说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

　　官兵强迫百姓登记后，为防止逃跑，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何方，都讲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所以，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现在在北方农村，背着手走路的人随处可见。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经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所以，“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到处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他们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多在院里或门口栽种了槐树，以表对故土的怀念之情。

　　广胜寺三绝和“好汉庙”

　　始建于东汉建和年间（公元年—年）的广胜寺坐落于霍山最南麓。

　　霍山是中国五大镇山里的中镇之山，其它四镇之山分别是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西镇吴山和北镇医巫闾山。据说五大镇山在中国名山中得名并不比五岳为晚。在隋唐之际，五镇与五岳至少是并驾齐驱、共享盛誉的。特别是中镇霍山，在上古之时曾被称为霍泰山，《山海经》中已有它的大名。唐肃宗时的河东才子吕湮写过一篇《霍山神传》，称霍山神生于天灵之纪，总领海内名山。所谓太行、中条、五台诸山在霍山面前，只不过都是些“衙官仆从也”。

　　20世纪以前，霍山名胜古迹很多，广胜寺仅是这诸多名胜古迹中很小的一个单元。然而，当历史的足迹迈人21世纪的大门时，广胜寺却已经成为原来庞大的霍山名胜群中的仅存硕果。许多人早已不知霍山之神圣，但却常有广胜寺之留恋。现在的广胜寺几乎成为今人认识霍山历史名胜的唯一去处，因为，广胜寺的名气已经超出霍山知名度不知多少倍……

　　人们常常讲广胜寺有“三绝”，那就是琉璃飞虹塔、元代戏曲壁画和著名的霍泉。实际上这“三绝”中的后两绝严格讲已不在广胜寺的寺墙之内。飞虹塔于广胜寺的上寺，而元代戏曲壁画则在广胜寺下寺毗邻的水神庙明应王殿中。霍泉的所出所在也与广胜寺没有关系，只不过也与广胜寺彼此为邻而已。要说有关系，这霍泉事实上应该与水神庙真正有些关系，因为据说最初水神庙中所祭祀的神主即是霍泉之神。把本不属于广胜寺的东西也统统归于广胜寺的名下，可见广胜寺在历史上的名声之大。世人实际上已经把一个古老的佛寺之名作为一种有地理特征的地名去使用了。

　　飞虹塔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通体琉璃装饰以及它那塔身的雄伟高大。像这样高至47米以上、全塔13层均用黄蓝绿三色琉璃镶嵌得光彩四溢的明代古塔，据知在全国现存的大型琉璃建筑之中特别是琉璃塔中已是绝无仅有的代表之作。此为广胜寺地面之一绝。

　　水神庙明应王殿中的元代戏曲壁画，其精绝之处在于它以余年前的彩色画作真实地向余年后的人们形象介绍了当时元杂剧的实际演出情形。壁画顶部的“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一行楷书大字，甚至向后人显示了当年在此为霍泉水神演出元杂剧班社以及主要演员的名字。从20世纪50年代发现此一壁画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人士曾将这幅壁画和几乎同时期在候马市发现的金墓砖雕戏曲舞台模型，共同视为研究中国金元时期对戏曲发展形成的两件实物瑰宝。此为广胜寺地面之二绝。

　　水为山之魂，林为山之魄。一座好山如果没有了水之气韵以及林之披挂，那么再好的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精灵。霍山之有霍泉，霍泉之邻于广胜名寺，于是，使霍山南麓的广胜寺地面有了另外一种绝佳景色。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他在游历过霍泉之后曾经在《霍泉》一诗中将霍泉之地描写成仙界。诗曰：“碧水映丹霞，溅溅度浅沙。暗通山下草，流出洞中花。春色和云落，喧声绕石斜。明朝更寻去，应到阮郎家。”诗尾所谓“阮郎”，系指东晋人阮肇。据说阮肇入天台之山，迷路不能出山，忽遇仙女相留，于是阮肇从此留居天台如神仙中人。李端不仅将霍泉作仙界，而且也把自己比作仙人了。

　　广胜寺位于洪洞县东北30余华里处。此地不但是佛教传人我国后最早有佛寺落脚的地方，而且也是我国东汉中期道教正式建立之后最早出现道观的地方。所谓广胜寺“三绝”正是此地此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自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遗留物。

　　游广胜寺，还有座小庙值得一看，那就是水神庙西的“好汉庙”。传说很早以前，洪赵两县人民常常为争霍泉之水发生斗殴，每年都要伤害不少人命。

　　唐贞观年问，平阳府知府亲自出面调解。征得双方同意，想出了一个奇特之法：置大油锅一口，烧得鼎沸，放入10枚铜钱，一枚钱表示一分水，双方各派一名代表，用手在油锅里捞钱，捞得几枚钱，就得几分水。

　　争水比赛那天，水神庙前人山人海，双方都来擂鼓助威。平阳府知府和洪赵两县知县亲临现场裁决。这时炉火通红，一大锅油上下翻滚着，散发出扑鼻呛人的油昧。只听一声令下，洪赵两县各有一青年挺身而出，在沸腾的油锅里捞钱。赵城人捞得7枚，洪洞人捞得3枚。霎时，雷鸣般的掌声，狂叫声，火炮声，响彻云宵，震撼山谷。虽然他们的手臂被烫得焦烂，但仍然气不粗出，面不改色，还向人们微笑致意。这样，赵城得水7分，洪洞得水3分便成定局，并建了分水亭，立碑为证。为表彰争水有功的年轻人，特为他们建立生祠，名日“好汉庙”。

　　我上初中时曾看过一本《火花》杂志，上面有篇讨论洪洞人性格的文章印象特深。文章的开头就是从“好汉庙”讲起的。“好汉庙”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洪洞人的性格。

　　苏三监狱史话

　　苏三监狱坐落在洪洞县人民政府西南隅。据《洪洞县志》载，这座监狱始建于明洪武二年，距今已有多年历史，是我国仅存的一座完整的明代监狱。

　　据传，明正德年间，北京名妓苏三在洪洞蒙冤落难囚于此监。苏三出身贫苦，本姓周，因年发荒旱，投亲不遇，被拐骗卖人北京一苏姓人开的妓院，排行三姐，故名苏三，号“玉堂春”。苏在春院，偶遇宦门公子王景隆，彼此相爱，遂海誓山盟，愿白头到老，后因王景隆将家财花光，为老鸨不容，苏三暗中资助他谋取功名。时洪洞县朝阳村（今城东村）富商沈洪行商京城，慕玉堂春之名，用重金将苏三赎回洪洞作妾。其妻皮氏悍妒，在洪洞“益元堂”药店暗买砒霜置于辣面中，苏三因身体不适未食，沈误食后很快死亡，皮氏便诬告苏三害死本夫。知县贪脏枉法，以酷刑逼苏三屈招，遂成冤狱。后来王景隆科考得中，被点巡按山西，玉常春伸冤得救，二人终成亲眷。这个动人的历史故事，被后人编写成小说、戏剧等，广泛传颂，经久不衰。苏三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苏三监狱也随之闻名中外。苏三监狱由过厅、普监、死囚牢三部分组成，门窗小而坚，围墙高而厚，呈现出一种阴森可怖的景象。全监面积平方米。穿过厅便是普监，由东西相对的两排监房形成一条狭窄的南北通道。两边有窑式牢房12间，上面檐口外天网密布且挂有响铃。西侧有狱神庙、死囚洞，东侧便是死囚牢。死囚牢门上画有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头形，狰狞可怖，形似虎头，俗称“虎头牢”。死囚牢内有枕头窑一孔，隔为三间，西侧的一间是当年囚禁过苏三的窑洞。院内有水井及洗衣石槽，井石上有历年犯人提水时绳子磨下的十几道明显的痕迹。苏三蒙冤住狱时曾在此打水洗衣，后人就称此井为“苏三井”。

　　独特的建筑，动人的传说，引来无数游人光顾。文人骚客兴言题词，叙情言志。著名考古专家王冶秋年曾到此处，挥笔写道：虎头牢里羁红装，一曲搅乱臭水浆。王三公子今何在？此地空余丈八墙。

　　对“苏三”这个名字，洪洞人是既爱又恨。说爱，盖因由此产生了一部妇孺皆知的戏剧《玉堂春》，此剧及其折子戏《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等脍炙人口，极大地提高了洪洞在海内外的知名度；说恨，是因为此剧有句著名的台词“洪洞县里没好人”，使大多数善良的洪洞人蒙受不白之冤。据说外地剧团到洪洞演苏三戏，总把“洪洞县里”唱成“洪洞县衙”。其实无所谓，爱也罢恨也罢，总归咱洪洞有人对不住人家苏三。

　　游万圣寺

　　沿洪洞县城至三交河煤矿的公路西行25公里，即抵松柏簇拥的万圣寺。万圣寺位于佛出峡，根据万圣寺景天阁上的碑文记载：“是寺，壬寅之春，其西南山出七宝佛像百六十余尊。”故名佛出峡，也称七佛峡。万圣寺环境优美，规模宏大，除佛出峡崖下的主体寺院外，在佛出峡两面的山崖上，建有东、西、南、北、中五座台阁，故在历史上有“小五台”之称。寺北佛出峡山顶建有十三级舍利宝塔，塔下石崖有“三贤洞”，洞口建有佛殿，由洞口进深余米，即分为三个洞口，传说能通往五台山、小西天和千佛寺。多年来，好多人探过此洞，走不到尽头，这三个洞道，到底通向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迷。

　　万圣寺主体寺院坐落在佛出峡北崖山根脚下，寺院山门坐西朝东，山门前的石崖上，刻有“第一山”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第一山”两边书有对联一幅，上联是“岚封峡日云无着”，下联是“月到潭心影不流”。万圣寺主体寺院占地多平方米，分前、后、东三个院落，大雄宝殿居正中。大殿内，佛龛正中供有普贤菩萨，东西两侧供有18罗汉。山崖上有阿弥陀佛殿，前院有韦驮殿，寺内现有明、清石碑三通，颇具文物价值。

　　在万圣寺两侧的山崖上，有景天阁、钟楼、铁庙、岩泉、玄帝阁、金顶舍利塔等古建筑和旅游景点。特别是十三级金顶舍利塔，据镶嵌在塔上的碑文记载，舍利塔于明代天启六年进行重建，现存宝塔即为明建筑，塔上有“西方胜境”、“极乐世界”等题词。游万圣寺，山路虽崎岖难行，然风景绮丽，山岚氤氲，诱人忘返。

　　千秋姻缘话历山

　　从我们村向西走十余华里，有个叫东圈头的村庄。村南坐落着“神立庙”。庙南百米有舜井，再往南米为历山舜田，亦名象耕鸟耘区，舜田北下为象窝沟，由沟底北上为神象岭，象岭正西不足百米为百鸟峰。据传舜耕历山即在于此，历山也称神立山。

　　在洪洞，羊獬村和历山有一个延续了0多年的联姻关系，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怕是一件绝无仅有的罕事。这件事，一代传一代，形成了一种传承不衰的习俗。

　　尧舜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他们都是历史上的贤君。这个独特的民俗，就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千秋美传。

　　尧在位期问，当时的杨国(洪洞古为杨国)周府村，有一农夫，他放的羊群里，有一母羊生了一独角羊，性忠且直，能识奸忠辩邪正。有人禀报尧王，尧王大喜，便带大臣皋陶，还有他的妻子散宜氏和女儿娥皇，亲赴杨国周府视察。去了一看，果真是实。随臣说，此系神羊，名日“獬豸”。尧王听了，不胜欢喜，便命皋陶把这神羊带回用于狱衙治罪。

　　可巧就在观察神羊的同时，散宜氏分娩，是个女孩。这女孩貌似天仙，堕地能坐，三日能行，五日能言，满月善针织，百日通天文达地理，可谓神女。尧王欣喜若狂，他想，这里必是宝地，既生神羊，又生神女，于是他把周府易名羊獬，给女儿取名女英。为了全家吉祥，又把全家迁居羊獬，以羊獬人为荣。

　　舜生于洪洞诸冯(今洪洞圣王乡)。他出生不久，母亲病故，父亲又娶一继室。继母生性刁钻狠毒，不二年生一男孩取名象。象一堕地，舜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继母把他视为眼中钉，父亲则对继室言听计从，象生性傲气十足。三口人就象史书所载：父顽，母嚣，弟象傲。继母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时常无事生非，百般虐待。后来舜被逐出家门，定居历山，成为历山人了。尧王访贤，历山遇舜，视其才貌出众，智慧绝伦，便邀朝重用，并将娥皇女英许配于舜为妻。

　　鉴于尧藉羊獬，舜藉历山，自尧女嫁舜以后，两地便结成了联姻亲戚。历山人(历山分三社!西圈头、神西为西社；东圈头、兰家节为中社；三教河、宋家沟为东社)，称舜为爷爷，称尧女娥皇女英为娘娘。羊獬人称舜为姑父，称娥皇女英为姑母。在尧舜生前，两地人民婚丧嫁娶，生日满月，都互相礼往。此俗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习惯。相传，娥皇女英在世时，每年农历三月三都要去羊獬住娘家，住到四月二十八日回历山。为什么要三月三去，四月二十八才回来呢?因为三月三正值清明时节，要去娘家扫墓祭祖，顺便多住天。又因为四月二十八是尧王生日，这样她们为父亲作寿以后再回来省得来回往返。同时，四月二十八历山地将开始夏收，她们要回来和历山人民一道参加收割。除此，五月端五是舜的生日，六月十八是娥皇的生日，九月九是女英的生日，每年到这几个日子，两地人民都要为他们祝寿纪念。

　　上述几个节日，其中以三月三、四月二十八最为隆重。因为娥皇女英生前，能够关心民间疾苦，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且平易近人，深受人民的爱戴，所以每次住娘家回婆家时，两地人民都要争相迎送。她们死后，人们对其恩德仍是念念不忘，所以把这种习惯就延续下来。每年到这两个节日，两地人都要自发地组织威风锣鼓来迎送。参加迎送的每年都不下几千人，规模宏大，形式隆重。特别是双方在亲戚到来的前一天，各家各户便自动地打扫房屋，拆洗被褥，杀猪宰羊，准备佳肴，以资接待。这天，两地都是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声和钝炮声响彻云霄。男男女女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古庙汇成一片彩色的海洋。当二位娘娘起身时，有的秉执事，有的荷鸾驾，有的扛着龙凤日月牌，有的举着万人伞、金爪、岳斧、朝天蹬、金锤、银锤、铜锤等，护卫着娘娘的驾楼，在鼓乐声中浩荡而去。途中路经各村，都有威风锣鼓迎进送出，娘娘的驾楼一进村，他们便舍茶施饭，争相接待，那盛情隆意，非常感人。

　　二位娘娘走了以后，两地还有一个共同的传统习惯，那就是集会唱戏五至七天。这期间，赶会降香的人络绎不绝，庙内庙外水泄不通，烛烟似云非云，若雾非雾，显得那样朦胧、神秘。朝山降香祭祖的人，除本地百姓，还有外省的客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

　　这个风俗除历山和羊獬以外，还有万安。万安是娥皇女英的行宫。羊獬距历山40余华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羊獬人在历山接上二位娘娘返程时，途中必须歇脚。从羊獬到历山经过的村庄都比较小，惟万安是个集镇，经济繁华，利于食宿，所以古时把万安定为歇马粮店。之后万安人自己集资，在本村北门外为娥皇女英建一圣母行宫，俗称“娘娘庙”。我在万安上过三年初中，亲眼所见迎送娘娘的民俗盛况。万安人和历山人一样，也是称娥皇女英为娘娘，称舜为爷爷。

　　这个民俗自古到今，不论是战火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从不间断，表达了洪洞人民缅怀先祖之深情。

侯村女娲娘娘庙

　　在洪洞县广为流传着一个民谣：从赵城出东门，走上八里是侯村。村东有个娘娘庙，想要儿女去祈祷。女娲娘娘显神灵，心诚有求必有应。

　　女娲庙位于洪洞县城北12公里赵城镇侯村，它是我国最早的女娲庙。据《文献通考》载：女娲葬赵城东南。《平阳府志》载：唐天宝六年重修，则天宝前已有庙。《赵城县志》又载：宋以后代有祀典。

　　说起侯村女娲娘娘庙，就得和女娲补天的传说连系起来。很早吼前，天塌了一块，如若不及时行补，就会越塌越大，直至塌陷整个天。为了补天，女娲遍游各地，要寻找一个采石冶炼的地方。她来到侯村，看到这里翠柏成林，风光祥和。正北是十五里垣人杰地灵；正南飞虹宝地瑞气祥绕；东边霍山彩云连天；西边汾水滋润沃野。好一片圣洁的净土，于是便停留下来，采人间之精华，运上天之灵气，劳其筋骨，呕其精血，历经九九八十一天，炼就出五彩宝石，到上界将天牢牢补住。即刻，满天瑞气，万道祥光，天又恢复了原样，至此世人再不会担心天会塌下来了。

　　为了永世不忘女娲娘娘的功劳，人们盖起了“娘娘庙”，并立碑刻字，记叙女娲之功德。这里层层殿阁，叠叠廊房，砖彻围园，粉墙青壁，雅致秀美，氤氲壮观。补天完工的日子是三月初十，每年这一天，人们便络绎不绝到此烧香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盛大的庙会。这天从凌晨起，来自四面八方远远近近的人流，从侯村西楼至娘娘庙的街面上，挤得满满当当。庙门外戏场周围，店铺摊点生意红火，叫卖声不绝于耳，到处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庙后有两个很大的土陵，为女娲陵，其左为正陵，居右为副陵，各高二丈，周四十八步，副陵相传为衣冠葬。庙的东北方，有一个很大的土堆，土堆里埋有各式各样的料角石，颜色黄里带白。这里是女娲娘娘采石运炼的场地，为净虚界，后人也叫子女堆。凡婚后不开怀的女人只要三月初十这天能在子女堆创出一块料角石，悄悄揣到怀里，往回走时不要与任何人说话，回到家把石子藏起来，就十月怀胎了。如若刨出的石块是长的或三角形的，生下来便是男孩，若是圆的或方的，生下来的是女孩。所以三月初十这天虽然庙会热闹异常，但对求子女者来说，并不理会这些，她们径直来到子女堆边，摆上供品，烧香磕头。之后便边刨边念叨：“女娲娘娘显神灵，给你孩儿送个心上人。孩儿要个能掐会算的，不要那卖葱倒蒜的；要那精明伶俐的，不要那憨水鼻涕的；要那升堂做官的，不要那少吃没穿的；要那能说会道的，不要那吃屎喝尿的……”刨到的喜不自禁；刨不到的两眼挂泪，准备来年三月初十再来刨。

　　岁月悠悠，时光飞逝，当年的女娲娘娘庙，经抗日战乱已遭破坏。娘娘庙的旧址上原有古柏一百零八树，现在只留下三株古老的周柏，其中一株猴头柏，其树身七八个人拉起手来才能合围。还有两尊高大的古石碑，历经风雨侵蚀，作为历史的见证竖立在那儿。

　　洪洞威风锣鼓

　　在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洪洞威风锣鼓队披挂亮相，八面威风，名震四海。作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问娱乐活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大放异彩。在庆祝澳门回归、欢送解放军进驻澳门的仪式上，威风锣鼓大显身手，出尽了风头。

　　洪洞威风锣鼓，历史悠久，曲牌丰富，音域宽阔，刚劲激昂，气势磅礴，舞姿优美，队列变化多样，组合图案清晰，无论列队行进或广场表演，均雄健有力，悦耳动听。它的演奏体现了洪洞人民勇敢淳朴，耿直豪放，英武强悍的性格，是中国器乐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威风锣鼓源远流长。相传，它发源于洪洞城南尧王故里羊獬村。自尧王降生后，风调雨顺，物阜民贤。尧王由于贤能，被选为帝，定都平阳(今临汾市)。一日尧王率领群臣和神獬访贤，行至羊獬村西北40里许的万安部落历山脚下，遇一青年农夫套黑黄两头大牛耕田。犁辕上拴着一个簸箕，他敲着簸箕驱牛瓤，尧王看见很奇怪，便问：“人为何不鞭打耕牛而敲簸箕呢？”农夫答曰：“牛为我耕田，用血汗换来五谷供我衣食，于心何忍!故敲击簸箕惊吓，这样黑牛认为我打黄牛，黄牛认为我打黑牛，便都奋力耕作。我是为了耕好地，何必鞭打耕牛呢？”尧王闻言，觉得农夫贤能，獬也摇头摆尾为耕者拜辑。帝尧便与群臣商议，禅王位于农夫，农夫便是舜。帝尧遂将娥皇女英两个女儿许配于舜为妻。舜继王位后，羊獬村民首先效舜犁田之法，敲击簸箕驱赶牲畜耕作，后来有的簸箕被击破，便把牛皮包在破簸箕的框架上敲击。有的农夫，为了声音响亮，把铜盆栓在犁辕上敲击，以惊吓耕牛劳作。每逢耕作季节，田间敲击铜盆咣咣和牛皮咚咚的声音，和谐悦耳，这就是最原始的锣鼓和鸣。乐师们逐渐把这种和奏规律化，创造出不同的锣鼓敲击曲牌，用于祭祀、吉庆节日作乐。尧王两个女儿嫁给舜后，每年三月三去娘家，从万安镇神里村回甘亭镇羊獬村，要住35天，到四月二十八返回婆家，两处百姓，组织声势浩大的锣鼓队迎送，曲牌众多，形式多样，每过一个村庄更换一个鼓点，两队都想压倒对方以表示虔诚，并抖擞村威。娥皇女英去世后，两地百姓做起架楼给二人塑像，锣鼓队照期迎送，而且周围村落也逐渐参加了这一驱邪迎福的的活动。《洪洞县志》记载羊獬三月三、历山四月，是唐代以来的洪洞两大庙会。庙会期间，有关村庄进行锣鼓表演，以示庆贺。

　　洪洞威风锣鼓，保存下来的曲牌约余首。以地名和民间故事命名的有《西河滩》《狮子滚绣球》等；以历史故事命名的有《张飞擂鼓》《赵匡胤调兵》等；以花命名的有《刺袋花》《小尚香》等；以鼓点命名的有《起槌》《九连环》等。威风锣鼓的队伍规模可大可小，但人数必须是偶数。

　　小时候我在村里学习过威风锣鼓，当时只图个热闹，对威风锣鼓的起源和文化底蕴知之很少。在我这次离开故乡的时候，耳边仿佛响起了阵阵威风锣鼓，这是洪洞人的呐喊，这是洪洞人民迎接新世纪的激越的历史强音。

　　捷夫（段捷智），山西洪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原副秘书长兼组联部主任，《西北电业职工》编辑部主任。曾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先后担任秦川电力电子设备制造公司经理、陕西电力设备成套厂厂长等。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出版有《现代企业营销艺术》等经济类专著三部。后涉足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四百二十余题，出版有散文集《击浪生命河》、诗歌集《在梦与醒的边缘》和《季节之外的风景》、文学专号《没有句号的足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