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译学新芽”栏目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博士生学术交流研讨会”参会者、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陈庆对民初通俗小说的研究及其学术成长历程。

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起步较晚。年，我入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翻译研究中心，师从王东风教授做博后研究，这才算开启了这扇新研究领域的大门。我们中心从年起即与中文大学翻译学系定期举办粤港两所中大翻译学博士生学术交流研讨会，轮流在广州与香港两地举行，迄今已有三届。在会上，我首次获悉译学新芽之名，同时也聆听了新芽创始人王宏志教授精彩的演讲。对当时尚不知翻译研究为何物的我来说，王宏志教授做学问时严谨细微的史家精神，对待后学者海纳百川的宽容姿态给与会者留下极深印象。会后，我将当时能找到的王宏志教授著述几乎全找来一睹为快，对他字里行间中流露的视野之开阔、学养之丰厚均叹服不已。可以说，王宏志教授的著述对我这样一位从文学研究懵懂踏入翻译学研究的新学而言即是绝佳的研究范本，又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今次分享的论文是《人猿泰山》早期中译本《野人记》的考察，做这项研究源于当时找其他资料时在《申报》上偶尔看到的《野人记》的广告，那句“这部小说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迄今记忆犹新。我很好奇中文译笔如何将这部上世纪初写就的美国经典丛林冒险小说改造为“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为一炉”的中式大杂烩，遂开始做调查。文章雏形曾在第三次学术交流研讨会上宣读过。当时我还因研究对象为民国通俗小说而心有惴惴，自嘲这是“不务正业”之作，没想到讲完后却得到王宏志教授的认可，他直言研究对象无“正业”与“不正业”之分——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做研究不能罔顾趣味性，并跌跌撞撞于个人能力与研究兴趣二者之间力图寻得一个平衡点。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国内知名的学术期刊《文学评论》上，期间也受到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指点，获益匪浅。发表后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类全文转载。

经过反复修改，成品论文与当初在研讨会上宣读的初稿已相去甚远，然而思考核心却没有变过，即讨论这本看似微不足道的“通俗”小说的首度中译，叩问的是西方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帝国叙事与民国初年通俗小说奇观化呈现之间的断裂、冲突与历史关联。换言之，我想通过对《人猿泰山》的早期中译本《野人记》进行一番细读，探索中译本有意削减、省略、改写《人猿泰山》原作中的帝国叙事之处。与此同时，还要兼顾译本产生的历史语境，那个遥远的二十年代本土知识分子有关“民众文学”的集体想象和如何反过来促进《野人记》中译本的生产，使之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叙事与本土文化、异域浪漫观念与中式传奇之间竞争与协商的场所。

左：年《野人记》刊内宣传页；右：《小说世界》年1卷12期目录

《人猿泰山》（TarzanoftheApes）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RiceBurroughs，-）创作于年的长篇丛林探险小说，该书一经出版即畅销不已。其后三十年间，巴勒斯以泰山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丛林探险小说共计24部。其中最早的一部《人猿泰山》小说中译本《野人记》由胡宪生翻译，年开始连载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杂志《小说世界》第二卷第12期至第四卷第13期上。小说连载后大受欢迎，随后商务印书馆又请曹梁、俞天游、李毓芬、张碧梧、吴衡之、张桐馆等人将人猿泰山系列的其他小说译成中文，陆续在该杂志上刊登发表，并于年至年间出版“人猿太山”系列丛书中译本全套十本。有商务印书馆译本的畅销在前，引发百新书店、大通、启明、大华、天下等多家书店、出版机构纷纷效仿。据统计，民国时期《人猿泰山》系列丛书经由不同的翻译家重译、另译共计46种。因此可以说，第一本中译本《野人记》在这一系列翻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有关它的考察需要在对原文本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进行。对此，我所思考的地方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点：

首先，将《人猿泰山》放在一个复杂的视野下重新考察原文本中呈现的语言冲突、身份认知困境，以及这些冲突与困境背后隐藏的帝国叙事。这与我想探讨的早期中译本《野人记》有密切关系。因为原文本中由不同语言体系而造成的冲突与分裂状况，恰好是译本有意削减、遮蔽与改写的地方。这种翻译上的处理背后隐藏的政治文化意识，与“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市民、古典与新小说等来源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换言之，译本成为不同语域场之间竞争与协商的场所，这篇文章正是试图以此为立足点，探寻民初翻译小说与市民文学生产之间关系的新路径。

众所周知，《人猿泰山》故事出自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之手。出版这本小说之前，巴勒斯仅发表过两个科幻故事，穷困潦倒。《人猿泰山》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正是美国移民浪潮高涨的年代——始于年代的第二波移民浪潮，在《人猿泰山》出版的年前后达到顶点。与第一波移民潮中多为信仰基督教、操持英语的白种人不同，第二波移民潮来临时，大量非英语地区人群、非基督教信仰、非白种人涌入美国。不同大陆、信仰、种群、种族的移民给美国普通阶层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原则和社会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激起新教白人群体的激烈反弹。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RiceBurroughs，-）

巴勒斯终生都对自己身上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深感骄傲，这一事实与第二波移民潮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能为我们理解《人猿泰山》提供新的视角。巴勒斯曾说过，整部《人猿泰山》小说实际上只围绕了一个问题展开，即当一个出身极为显赫的白种人婴儿在丛林中由野兽抚养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而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总在不厌其烦地强调泰山与生俱来的英国贵族血统，正是这血统令泰山跨越未被教化的状态，听从超验的理性律法的召唤，并通过掌握代表“文明”与“先进”的书写文字——英语，战胜代表野蛮和愚昧的丛林口头语言——人猿话。在泰山身上，“先天”本性（nature）必然会战胜“后天”环境（nurture），他最终肯定、也只能回归文明社会对理性、对具备理性之人的标准中。泰山故事中的所有冒险与浪漫情节，都在不同程度地回应他身为白人的种族优势，以及他继承自勋爵父亲的高贵血脉。借着浪漫小说的伪装，巴勒斯小心地建构了泰山征服丛林的天然合理性，尽管征服过程中的暴力总是被美化为男女主人公的种种历险情节。这样说并不是要将《人猿泰山》简单粗暴地解读成“白人中心主义”文本，而是为了说明，泰山从野蛮走向文明并最终迎娶美人的过程，不仅是浪漫小说情节的滥觞，还交汇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体系。作为文化交汇的集中产物，人猿（野兽）、未开化的人（黑人）、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劳工阶级）、贵族白人男性（征服者）等多重“人”的状况皆在泰山身上作用、竞争与角力。

时至今日，批评巴勒斯写作中流露的西方文化霸权虽仍具有意义，但这样的批评也容易得出封闭性定论，即匆忙以“欧洲/土著”的模式替代浪漫小说中的“冒险/爱情”模式。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帝国叙事如何在人物塑造上发挥律法的作用？泰山身上交汇的不同语言体系为何最终能自然进化为唯一的文明社会理性标准？在这两个方面，美国理论家艾略克·谢菲茨（EricCheyfitz）的翻译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诗论》（ThePoeticsofImperialism）可称得上力作，因为他力求将小说文本中的翻译问题放置回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中。当分析到泰山撬开已故生父所建的小屋、发现识字课本、自学英语，未能学发音却能流畅地以英语写作时，谢菲茨指出泰山实际上是一个“译者”，他的翻译跨越了不同的物种，从人猿语到英语再到法语，这个过程重复了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的经验，再度以“文明”书写语言代替“野蛮”口头语言的“白人神话”（WhiteMyth）。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原本应该借由翻译呈现的困难、争议、冲突成分全都在小说叙述中缺席，因为泰山的强大白人血统为欧洲语言天然赋权，这一抽象的律法凌驾于丛林之上，从根本上便取消了任何文化内部交流的可能。

《帝国主义诗论》（ThePoeticsofImperialism)年版封面

作者试图让“译者”泰山穿梭于不同语言体系获得确切身份认知的叙述却总是处在自相矛盾之中。泰山不能说英语，他的英文学习需要先将之翻译成人猿语，他有关知识的口头表达同样也需先翻译成人猿语；泰山无师自通学会英文阅读及写作，与其说是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的胜利，不如说是书面语言试图将泰山建构为知识的客体。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泰山只会说人猿语，高级的书面语言（英语）带来的知识只能靠低级的口头语言（人猿语）来表达，它带来的困境是双重的：其一，泰山能够将口头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却无法反过来将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语言，这导致他无法完全被建构为欧洲知识的客体；其二，正因为学习了英语却无法说和听，令泰山认识到自己与其他说英语的白种人全然不同，进一步加大他与来自文明世界的欧洲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顺理成章建构自己有关白种人贵族后裔的身份认知。换句话说，从人猿“进化”到人，再从人进化到出身高贵的人，这整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哪怕到小说末尾作者让泰山学会说法语来弥合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矛盾状态，然而由翻译带来的异化问题却总在那里，无法被浪漫主义叙事所掩盖。

其次，我在分析原文本的基础上再来观察胡宪生译本《野人记》却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人猿泰山》原作中存在的语言冲突、身份认知冲突、欧洲征服者与丛林的冲突，理性与野蛮的冲突等问题，在中译本一再被弱化、削减、改头换面。原作中数次提及人猿语词汇贫乏、人猿语中没有“人”这个词汇，以与英语体系的丰富与完备形成对比，但这些呈现英语作为高级语言优势的句子，中译本皆省去不译。较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泰山第一次自学英文的段落，这是《人猿泰山》小说中一处重要的情节，也是谢菲茨所说的，泰山通过掌握文明的语言——英语从此迈出从一个物种神化为一个人种的第一步。原文中巴勒斯使用的措辞非常明显地表达了这一意图，他先是用“小原始人”（littleprimitive）来指代小泰山，继而明确指出泰山自学英语的画面寓意深刻，它昭示着某种原始的探索（primordialgroping），昭示泰山从无知的暗夜（theblacknightofignorance）走向知性之光（thelightofleaning）。但这些表述在《野人记》中全然不见。

换句话说，原文本中的身份冲突在中译本中被有意删减和改造。原文中的“小英国人”、“人都要穿衣服”、“衣服一定是伟大的标志、是人优于其他动物的徽章”等表述中译本均不见。“衣服”在原文中是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理性之“人”的标准，而胡宪生将之翻译为“皮”，将泰山通过穿衣“成为人”的意义降低为野人“拟人”的程度，且在中文语境中，“皮”、“皮衣”的戏仿意味远胜于原文中穿衣蔽体优于其他动物的赋权意味，于是，泰山迈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情节被转换成野人对人的滑稽模仿。

第三，胡宪生译本对猿人泰山故事所进行的中国式改造，不单只是现代小说翻译史上“归化翻译”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且还触及到以往翻译史与文学史研究未能深入讨论一些问题。如二十年代的小说翻译的特殊性：这一时期正处晚清以来纷繁多样的翻译浪潮，特别是以林纾等人为代表的小说翻译高峰尚留余韵，而后来以苏俄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又尚未形成唯一的权威话语系统。在这样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中译本里泰山的多重身份统一在中式语境中有关异域民众文学、更确切地说是异域人猿传奇的想象框架下。

胡宪生翻译人猿泰山故事的初衷已无从考证，但依然可以观察到《野人记》在何种语境下被生产与传播。为此，我先考察了组织翻译、刊登泰山冒险故事的通俗杂志《小说世界》。《小说世界》是商务印书馆旗下创刊于年的通俗小说杂志，据章锡琛回忆，这本杂志的办刊初衷是由于茅盾改版《小说月报》后，已有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无从安置，为了不得罪这些人，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另创《小说世界》收容他们的稿件已示笼络。但章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小说世界》自创刊之日起便销量极大，杂志年第2卷第6期上“编辑琐话”这样写道：“本刊的销数之多，出于意料之外”、“第一期到第八期已经四版还是不够分派”、“现在正预备五版或六版”；到第2卷第9期，该刊编辑甚至担心再版太多，“那些铜版图已经模糊极了，倘要第六版恐怕要变成一块黑版”。同年3月29日，《申报》上登出该杂志的销量：“（《小说世界》）现在销出四万份，为各界所爱读”，而根据后人回忆，这本杂志“网罗全国文艺作家撰稿，销路之广，开全国杂志新纪录”。由此可见，哪怕是出于对市场的预测，商务印书馆也不会因为改版《小说月报》便放弃通俗小说阅读这块庞大的阅读群体。同时，正由于该杂志并非以笼络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主，因此在选稿上体裁丰富、内容庞杂，小说、译稿、散文、文论、剧本、风俗趣谈、科学常识、漫画、乐谱均可见到。单就小说而言，《小说世界》上选用的稿件也早已超出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范畴，尤其翻译小说这块，不仅有契科夫、泰戈尔、莫泊桑、都德等短篇小说译作，还办“名家小说节本”栏目，将《父与子》、《复活》、《块肉余生记》、《苦儿流浪记》等二十年代已脍炙人口的名家译作删节重刊，使读者能重温这些故事。曹冷巢后来在《题小说世界（赠寄尘）》一诗对该时期的杂志风貌描述如下：“眼前石屋带书象，小说家明因果状，两种情怀俱可谅，是恩是怨无性相。抱微言者太史氏，二十高名动都市，收拾遗闻浩无涘，网罗文献吾倦矣。”诗中已点出杂志用稿题材宽松，故事无分中外，题材广泛，“明因果”与“无性相”两种情怀俱可入选；“遗闻”、“文献”这样的猎奇好古倾向仍然属于其审美旨趣的范畴。

考察完这本杂志的基本状况后，是对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概要性调查。同一时期，由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文学旬刊》所发起的一场有关“民众文学”的大讨论发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世界》的采编实际上体现了商务印书馆令一本通俗小说杂志合乎时宜，契合知识界有关“民众文学”集体想象的努力。年由俞平伯、许昂若、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发起的“民众文学”大讨论影响甚广，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沈雁冰也同王砥之、张侃浙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回应这一话题。俞平伯将“民众文学”的内涵一再扩大，从“平民文学”、“大众文学”扩展到“民间故事”、“神话民谣”、“曲意杂谈”等内容，将各种俗文学文类囊括入内。在这个宽松的框架下，主编叶劲风等人将《小说世界》副刊之一命名为《民众文学》，在《申报》上登出《小说世界》的主旨乃是“提倡民众文学之先声”，不可不谓紧跟风潮，昭告某种革新俗文学的展望。数年后，刘秩升在《小说世界》上发表的《题“民众文学”》短诗，更是将俞平伯等知识精英为“民众文学”框定的范围与《小说世界》的组稿要求相挂钩：“牠（《小说世界》杂志）里面有诗歌有笑话，有插图有故事，并不是那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乃是自然的抒情的平民文学，不是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献，乃是新鲜的诚朴的写实文学，不是迂晦的艰涩的山野文学，乃是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俞平伯,《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文学旬刊》年第19期

在上述语境中，《野人记》并非刊登在《小说世界》的孤立翻译个案，而是与高达观译都德、莫泊桑，胡寄尘译的契科夫，沈雁冰译《皇帝的新衣》差不多同一时间刊登于同一本杂志的众多译作中的一本。这些翻译小说共同建构了有关异域“民众文学”的集体想象，它们既无需承担晚清民初翻译小说“开启民智”的政治性职能，又走出宣统至民初“吾国盲译欧美小说书，方自诩足当社会教育之称”的劣质翻译泛滥状况。小说选择上不再局限于侦探、言情两大类，呈现多样化、平民化趋势；译笔上也不再拘泥于文言笔法或文白相间，更多的译者在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模式下加入更为自由的欧式白话句法。这当然不是说这一时期《小说世界》上刊登的译作均呈现某种整齐划一的状态，而是表明传统的章回体白话文小说模式与新文化运动后急剧生产的现代汉语表达在《野人记》这样的译作中交汇竞争，它所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便是使得翻译小说的职能从周桂笙所说的“输入文明之术”、“变化固执之性”的小说界革命先驱转换为“自然抒情”、“明瞭通俗”的域外“民众文学”。

然后是对当时思想史背景的梳理。在近代以来，我国关于“民族”、“种族”等概念的引入与讨论、重整与变迁，也为通俗小说翻译的“去殖民化”提供宽泛的思想史背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林纾译哈葛德（H.Rider.Haggard）小说。林纾一生所译哈氏小说多达二十三种，他曾明确指出哈葛德探险小说中有西方掠夺非洲的殖民观念：“先以侦，后乃以劫”，“至无可劫，西人乃始创探险小说”；然为了“行将择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精神者，更译之问世”的翻译目的，需对于哈氏小说中的劫掠之意略写或改写。然而胡宪生“去殖民化”的翻译策略，其目的却与林纾不同，这里以《野人记》中处理泰山身份认知的段落为例原文本中泰山的三重身份：血缘上的白人贵族身份、成长中的人猿身份、“理性之人”的抽象身份，到了译本中均被不同程度地改头换面，一种模糊等级、阶级、种族、甚至物种界限翻译策略在《野人记》中屡屡出现。从对泰山称谓的翻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改写。《人猿泰山》称呼主人公除了“泰山”之外还有几种表达方式，比如表现其贵族出身“泰山，格里斯多克勋爵”（Tarzan,LordGreystoke）、凸显其欧洲国别身份的“小英国人”（littleEnglishman）、“英国绅士”（Englishgentleman）、强调其战斗能力的“强大的猎手”（mightyhunter）、“勇猛的战士”（mightyfighter）等，所有这些，在中译本里不是被省去不译，便是代之以“英伦小童”这样含混的称谓。

林译哈葛德小说《埃及金塔剖尸记》，商务印书馆年版

最后回应一开始的问题，即《野人记》的特殊性在哪？我认为，《野人记》实际上开创了中国的人猿泰山故事。事实上，“人猿泰山”在中国也确实畅销多年，再版多次，虽与民国期间上海引入米高梅电影公司制作的《人猿泰山》系列电影有关，但其广受欢迎的原因很可能与中译本的有意改造，尤其是由胡宪生开创的异域美猴王奇观表现模式有关。胡宪生之后，商务印书馆还陆续推出由俞天游、李毓芬、张碧梧、吴衡之、张桐馆等人续译的同系列丛书，从书名翻译上亦可窥见这一美猴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得以延续。如俞天游所译书名为《猿虎记》、《弱岁投荒录》、《古城得宝录》；李毓芬所译书名为《兽王恩仇录》；张碧梧所译书名为《重圆记》；吴衡之所译书名为《宝窟生还记》；张桐馆所译书名为《倭城历险记》等。可以说，由于中译本最大程度地削弱、遮蔽甚至是转换了原文本中既定的“白人神话”意识形态，令文本中非政治化的叙事与二十年代宽泛的“民众文学”集体想象发生勾连，使得人猿泰山的故事在本土语境中得以生长，成功转化为符合市民阅读趣味的异域美猴王历险故事，并促进其后一系列续作和中国式人猿泰山小说、电影的产生。

这篇文章留下可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很多，比如怎样将《野人记》个案研究纳入更为广泛的文艺史与社会运动历史脉络中，横向考量图像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探索“民众文学”运动对译本产生的影响，更为立体地呈现这个译本的特殊历史意义，重审以往研究中的限度，进一步拓展历史探索范畴。比如如何开拓文学史与翻译史已有研究中尚未引起重视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二十年代域外通俗文学特殊的翻译机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通过小说翻译所呈现的竞争等。

作者简介

陈庆，广东潮州人，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年完成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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