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一代名相王旦病入膏肓，临终之前他特别叮嘱子孙们不准厚葬，因为他这一生有一个无法洗去的污点——那就是他身为宰相，却被迫阿谀奉承，参与了伪造天书的活动。对此，王旦懊悔无比地说：“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作为一个太平宰相，他却被迫像个小丑一样参演了天书降临、东封西祀的闹剧；但王旦还只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那个自导自演、一意要封禅的宋真宗皇帝。

《史记正义》说：“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因此，所谓的“封禅”就是到泰山去举行的仪式，通过这场仪式，把自己的功绩报告给天地，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环节分别是“祭天”与“除地”。

据《封禅书》记载，春秋时代，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时，曾想封禅泰山，他向管仲咨询有关封禅的历史。管仲回答说：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这“十二家”分别是无怀氏、虙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幹、尧、舜、禹、汤以及周成王。

东周之时，泰山位于齐鲁之间，齐桓公自许功高盖世，想要以诸侯的身份比肩历代帝王，这在一向主张“尊王攘狄”的管仲看来无疑是僭越之举。于是，管仲阻止说：“今凤皇麒麟不来，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桓公自得作罢。

自周成王封禅之后，过了八百年，泰山才迎来第十三位封禅者，那就是秦始皇。公元前年，秦始皇东行郡县、途径泰山，征儒生博士七十人商议封禅的仪式。儒者们意见不一，有人甚至说进山时要用蒲草裹住车轮，以免伤到山中神圣的土石草木。对于这种迂腐之见，始皇鄙之，他下令开山取道，修筑台阶，径直登顶。在山顶上，秦始皇命人负土为坛，刻石为碑，鼓吹自己的功德。在下山的时候他还遭遇了一场暴雨，只得狼狈地到树下躲避。之后，始皇又继续到梁父去除地，完成了封禅的仪式。

在当时，封禅是一种歌颂功德的做法，用来宣布政权的合法性，但百姓痛恨秦朝的暴政，皆“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对此，司马迁说：“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认为封禅需要兼具“功”与“德”两方面，秦始皇有功而无德，不能被认可。之后仍然有不少帝王进行了封禅，苻坚在发动淝水之战前也曾梦想“回舆东巡，告成岱宗”，把封禅视为无上光荣的事，然而古代的有识之士皆对封禅持否定的态度。

当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之后，他早已忘记了万里长征第一步的谦虚，而是自诩为中原霸主，变得骄奢淫逸。所以管仲反对封禅，不愿助长桓公的恶习，而是提醒他现在仍是“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的衰世，并非阿谀之臣们所夸口的盛世，桓公仍应励精图治。

在《封禅书》中，司马迁把汉武帝封禅的说法视为神怪迷信，直言不讳地记载“今上”多次被方士愚弄的事迹。所谓的“汉家封禅”就是方士说的“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是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的手段，故而武帝封禅的时候“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其事皆禁”，做得很隐秘，与秦始皇大张旗鼓的刻碑颂功德截然相反。

到了东汉之时，封禅已经被视为无益于世的劳民伤财之举。当群臣对光武帝说：“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时，他答复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于是下令敢有再盛称虚美者，一律惩处。然而，随着年事渐高，光武帝也变得迷信起来，他偶尔读到了《河图会昌符》一书，对谶纬封禅之事颇为迷信，不仅松了口，而且还举办了一场封禅大典。此事一直被视为光武的“圣德之累”。

西晋之时，在平定吴国之后，贾充等人认为天下一统，理应封禅，然后晋武帝对此不屑一顾。南梁时期，梁武帝想要举行封禅大典，许懋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

“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封禅之礼，皆道听途说，失其本文，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也。”

这一语道破了封禅活动的本质——原来封禅只是一场凡人的造神运动，是君主虚荣自大、喜好奉承，臣属奴颜婢膝、逢迎上意的产物。

在这之后，封禅就越来越没有了市场，当隋朝平定南陈时，朝野皆请求封禅，隋文帝大怒说：

“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否决了封禅的提议，并且将封禅定性为“用虚言而干上帝”。到了唐朝，作为英名之主的唐太宗也充分认识到了封禅的本质：

第一，封禅于天下治乱、百姓安乐并无助益；天下太平、家给人足的时候，如果不举行封禅，难道就不算盛世吗？

第二，封禅自是皇帝的自我标榜，然而公道却在于人心、历史；秦始皇封禅，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耶？”

第三，封禅在任何地方都做得了，因为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哪里都可以祭天除地，为什么非得要到泰山梁父去沿路扰民呢？

虽然如此，但唐太宗也经不住群臣的请求，想要答应封禅。然而魏征知道举办封禅大典会成为唐太宗的污点，所以他坚决反对——唐太宗虽然功德无匹，中国也已经太平无事，即使四夷皆臣服、年谷丰登、符瑞也有，但封禅毕竟是劳民伤财之举——“崇虚名而受实害”，智者不为也。在魏征看来，封禅是君主从励精图治转向安逸骄奢的转折点，当君主自诩功高盖世之后，必然不肯再殷忧竭诚，导致国政由治而乱，所以唐太宗屡次想封禅都被魏征劝阻。

之后唐高宗行封禅之礼而唐德益衰，武周遂起；唐玄宗亦行封禅之礼，而安史之乱卒至。在这种历史结论已经形成之后，宋真宗依然要厚着脸皮来举办一次封禅大典，最终成为了一大笑料。

宋真宗封禅是一股历史逆流，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有原因的，那就是为了洗刷自己在澶渊之役中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恶名。

公元年，宋朝以交岁币的方式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拍板决策的人正是宋真宗，他亲口说：“若欲货财，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宰相寇准虽有意与契丹人交战，但皇帝已经答应了和议，最终只得作罢。

归来后，宋真宗更加器重寇准，王钦若对此非常嫉恨。于是他向真宗挑拨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真宗不解，忙问为何。王钦若便说：澶渊之役时，寇准力劝皇上亲征，将皇上顶在最前面，非但不为君父分忧，而且还骗得君父签下了屈辱条约，自己则保留主战派的美名。真宗经此挑拨，大为恼怒，贬窜了寇准，王钦若逐渐成为真宗身边的狗头军师。

在得势以后，王钦若开始主导宋真宗的形象工程，把他包装成千年圣主。王钦若知道，要想洗刷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耻辱，就得出兵攻辽，收复幽云十六州，而这是宋真宗万万不敢做的。于是王钦若对真宗说：

“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在他亲自谋划下，一场历史滑稽戏终于上演了。

首先，要想封禅，就得有祥瑞。王钦若认为所谓“神道设教”，祥瑞不一定要真，可以通过人力来伪造，只要“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宋真宗急着要洗白，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于是他们采用软磨硬泡的手段逼迫宰相王旦配合，——一天，宋真宗对群臣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有神人说下个月会降下一本名叫《大中祥符》的天书，希望真宗到时能准时去领取。于是，宋真宗在约定的那天率领百官走出承天门，瞻望再拜，接着命两名太监爬到楼上去取下事先摆放在那的“天书”，然后由王旦进呈宣读。接着便昭告天下，改元大赦，并于当年三月“诏议封禅”。

十月份，宋真宗离开京师，带领百官浩浩荡荡地奔赴泰山，举行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次封禅大典。对于宋真宗封禅的做法，《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陈邦瞻表示不能理解，他甚至牵强附会地辩解说辽国有崇拜上天的迷信习俗，宋国人害怕辽国人入侵，所以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法，通过封禅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潜消其窥觊之志於？”然而，此真不值得智者一驳也。

宋真宗是封禅的推动者，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在澶渊之盟中轻易许下岁币的过失，想要通过“神道设教”来洗刷自己的污点，进而携持百官，神化自我，巩固权势；王钦若是封禅的谋划者，他利用阿谀奉承的手段来往上攀爬，即使欺世盗名也在所不惜；王旦是封禅的配合者，在寇准被贬窜之后，他接替相位，处于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不能轻易离去，否则相位将被王钦若占据，导致奸臣官居高位、国是如非；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配合宋真宗的种种荒唐决策，否则会因失宠而被皇帝疏远。所以在封禅的背后，各方之间明里暗里在进行权力斗争，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封禅死灰复燃的闹剧——谁都知道天书是伪造的，封禅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还是这么公开撒谎、公开做戏。

宋真宗封禅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后世，因封禅的意义早已被否定，相似的政治环境没有再出现，所以封禅就在古代史上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