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电影《春苗》（）说起。

这是一部样板戏电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多年，许多人一想到样板戏电影，会有这样的印象：

由于年代，画质很差，与当代商业片没法比；台词动不动出现毛主席语录，陈腐可笑；（或许是最重要一点）正面人物永远“伟光正”，反面人物永远卑鄙阴暗。根据人性论，这叫做政治绑架文艺，是意识形态刻意制造出来的二元对立。

先不说上述观点是否合理，留而论之，作为样板戏电影的代表，《春苗》本身还是具有很多我们这个时代依然能够认同的流行元素：

比如主演李秀明雪一般晶亮的大眼睛。拍完《春苗》后的年，李秀明和唐国强（当时还是小鲜肉）主演了改开后第一部爱情片《孔雀公主》，她凭借颜值，俘获了叔叔辈一代少男的芳心。

比如主唱郭兰英的民歌唱风。一首主题曲《赤脚医生向阳花》，被基层医卫工作者翻唱四十年。

再比如谢晋。媒体纪念谢晋，多怀念八十年代，谢晋对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启蒙”。媒体喜欢大谈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因为这几部影片照应伤痕文学，属于“伤痕电影”流派。但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忘记，拍摄于文革后期的《春苗》，也是谢晋的名作之一。

从艺术上讲，春苗是部好电影。像谢晋其他的作品一样，《春苗》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一贯保持浪漫主义风格。谢晋的镜头下，合作化后的农村一片绿意盎然，新生事物就像春苗，经过最黑暗的暴雨，茁壮成长着。

有趣的是，那个年代人人高歌革命，除此之外仿若无物。谢晋很精巧，他知道革命在浪漫的激情外，还需要一点浪漫的幻想作补充。《春苗》里，谢晋埋伏下了春苗和男配小方医生的暗线。小方医生是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卫生院工作，在春苗遭旧医生刁难时，彻夜给春苗补习医学知识。革命后，小方则和春苗一起成为了“造反派”，在无数个风雷震荡的雨夜，两人的关系随着革命升温。

当然，《春苗》没有刻意展露小资情爱。但女主男配的对手戏背后，尤可见谢晋尝试突破的微小心思。

《春苗》的剧情并不复杂，它的故事有关赤脚医生。故事背景是，六十年代，农村姑娘春苗立志当一名赤脚医生。

《春苗》围绕新旧两派医生的斗争而展开。简单来讲，以春苗为代表的赤脚医生，坚持走合作医疗、群众医疗的道路；以公社卫生院杜院长、钱进仁医生为代表的体制内医生，则坚持精英路线，要继续走专业化、商品化的路线，打压赤脚医生。两派医生的冲突由此而起。

《春苗》的情节拥有那个年代少见的精彩，其中颇多细节值得玩味。试举几例：

旧医的代表钱医生，对病人十分冷漠，出诊总漫不经心，却一心研究卫生局领导看重的养生疗法；

卫生院杜院长，开口必称上面指示，出境的几十分钟里，有一半都是在向领导打电话报告；

还是钱医生，联合村里的巫医骗子，倒卖药品、抬高药价。春苗学医后，钱医生警觉地告诉巫医，“你要多学点真本事，不然病人都被春苗抢了，我们还赚什么钱！”

......

《春苗》在年上映，放映伊始全国轰动。同年，北影厂也拍摄了一部同题材的《红雨》，和《春苗》遥相呼应，一北一南（《春苗》由上影厂摄制），敲响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锣鼓。

但是，《春苗》的辉煌期不过一年。年，文革结束，《春苗》遭到批判，随后便被禁止播映。

禁播的第一条理由是说，《春苗》影射小平同志。这个理由确实站不住脚，《春苗》里塑造的反派并没针对谁，反倒颇具典型性，让人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众多官僚。

第二个观点认为，《春苗》等过度宣扬个人崇拜。这个观点有点道理，但若因为毛主席语录便将一部电影打入冷宫，也略显蛮横。

《春苗》遭禁的真实原因，和八十年代的大环境有关。

年，人民公社开始解体，至年，人民公社正式为乡镇政府取代。也是从年始，农村合作医疗停办，到年，与之伴生的赤脚医生正式为乡村医生取代。

这些变化的背后，其实是毛时代农村合作医疗的兴废历程。

站在新世纪回望，毛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很少被人提及（部分原因是《春苗》这类电影被雪藏）。人们更常提到的是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诞生于年，现已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取代）。

不提及的部分原因在于，四十年以来，一直有人将农村合作医疗视为“极左”路线的结果。有人觉得，医疗领域就该市场化。从八十年代的社会医院，私营医疗机构的力量一直在壮大，舆论场上的这种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强。

和今日的否定不同，上世纪，毛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世界经验。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学者专程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赤脚医生》，为的是将中国经验介绍给美国公众。同年，世卫组织第27届大会上，上海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受邀来到日内瓦讲坛，将其经验讲述给全世界。

历史进展到年。一场新冠疫情，重燃起有关医疗路线的话题之争。是向毛时代回归，还是继续向自由市场高歌猛进？是坚持公有制，还是扶助私营机构？医疗福利要持续扩大，还是保持目前的医保制度即可？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提到，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矛盾暴露终归是好事，矛盾唯有暴露，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已走到关键节点。四十三年过去，足够长的时光给了人们足够多的视野去重新看待四十三年前的人和事。因此，如何看待毛时代的农合医疗及其于今的启示，终于能够一谈。

2

旧中国的医疗，没人敢想象。

毛泽东有首诗，恰当描写了新中国初期一种名为血吸虫病的流行状况：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在旧中国，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剥削阶级常年的压迫，导致农民既看不起西医，也买不起西药（西药为买办和外资垄断）。农村仅有中医、巫医，只能看几种极简单的病症。

城市状况略好于农村，但一组数据足见城里也不遑多让，以云南省为例：

年，全省仅有医疗机构96个（集中于城镇），病床张，医务人员人。全省至少有65个县，无卫生院（云南全省共个县）。换算下来，全省每一千人，都无法拥有一位卫生技师、一张病床或一位医生。

云南全省人口死亡率高达17.86%，平均寿命仅36岁。

云南地处偏僻，沿海地区要优于云南，但放眼全国，几个关键数据更触目惊心：

年，全国所有医疗机构仅个，病床8万张。全国约个县，其中只有0个拥有卫生院......同年，孕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

要知道，年，中国总人口是5.4亿。

5.4亿人共享8万张病床，这是民国38年的医疗成就。

基本面如此，天灾人祸再怎么惨烈，也不稀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卫生部调查了全国农村，发现农民面临的最大卫生风险是——

传染病。

旧中国的传染病尤以寄生虫病为烈。毛泽东关心的血吸虫病，就是其中一种。

血吸虫病是个古老的疾病（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里，考古人员发现西汉女尸上有血吸虫卵，说明早在汉代，血吸虫病就开始流行）。血吸虫学名叫裂体吸虫，寄生在钉螺上，其尾蚴可经由水体，穿过皮肤感染人体。人体感染后，肚子会逐渐发黑、肿胀、摇晃有声，还会渴饮。得血吸虫病后，肚子会常绞痛，长期则瘫痪，最终致死。

年，华人徐藩往皖、赣二省调查，发现许多因血吸虫病而绝户的“棺材村”、“寡妇村”。比如赣省丰城县白富乡梗头村，之前是个多户人的大村，因为吸血虫病，到年全村死绝，只余两人幸存。

根据卫生部调查，年，血吸虫病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数省，病患有约万人，还有1亿人口处于血吸虫病的威胁之中。

比血吸虫病严重的，还有钩虫病、丝虫病、疟疾等，其中光是钩虫病，感染人数就有1.4亿。

惨烈的卫生状况，让人民政府首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报告中说，“农民遇到疾病，唯有听天由命。”

情况改变，要等到新中国成立。

全国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医卫工作的重点放在根治疫情上。采取的措施有两大类，首先是常规化的国家操作，即由上而下地开展系统化治理。其次则是革命政党的独创方式——开展群众运动。

常规化的国家操作方面，人民政府在年成立了卫生部门。次年5月，卫生部发文，在全国重建卫生机关。防疫工作启动得更早，年10月中央防疫委员会即成立，董必武、聂荣臻等任委员，开展防疫指导。

卫生部首抓的一件大事是接种疫苗。经过两年工作，到年，全国8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牛痘疫苗，万人以上接种了霍乱疫苗，成绩斐然。

卫生部也很重视基层防治。建国初，政府在晋、察、绥、内蒙等地区设立了16个交通防疫检查站，在全国则建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和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至年，全国共建立卫生防疫站个、妇幼保健所多个、专科疾病防治所个，三级医疗网初具雏形。

不过，当时农村地区卫生状况差，是许多传染病的根源。拿血吸虫病来说，钉螺喜阴冷潮湿，南方农村的水稻、旱厕正好为之提供滋生环境。许多农民正是因为在这两处接触了疫水而感染。

因此，不改变人民的卫生环境，仅靠药物治疗，不可能消灭疫情。新中国初期，真正消灭疫情的，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方面的反面典型是非洲各国，根据西方指导，非洲年-年共使用吡喹酮万剂，至今也未消除血吸虫病。）

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就重视依靠群众，改善边区卫生状况。年，由中央防疫委员会负责，全国开展起群众卫生运动。年，这一运动正式定名爱国卫生运动，周恩来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根据统计资料，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年仅半年，全国就清除垃圾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万个，改建井水万眼，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依旧举血吸虫病的例子。根治血吸虫病的关键在于“灭螺”，但华南地区十多个省，地表复杂，钉螺又极易生长，不可能将每寸土地都翻找一遍而后消杀。因此，在消灭血吸虫病上，不能只凭借实验室，必须要靠群众运动里发现的经验智慧。

年，中央启动血防工作后，很快就总结了群众经验，提出结合生产围垦荒洲、堵汊、不围而垦、矮围垦种、筑圩蓄水药浸、开新沟填旧沟、修筑“灭螺带”、药杀、火烧、火焰喷杀、药物泥糊和机动喷雾器喷药、拖拉机机耕灭螺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灭螺方法。

之后，就是动员群众开始灭螺。

洞庭湖旁的华容县，用的是围垦荒洲的方法，在年用三个月时间，投入全县1/3的劳力，完成了钱粮湖的围挽工程，灭螺大约30万亩；

江西余江县，发现了填旧沟、开新沟的方法，用两年时间，投入几乎全县劳力，填土多万方，填没了全长19万米的钉螺旧沟，开辟新沟11.6万米；

上海青浦县，凭借河道与厕所改造，从年起，先后动用劳动力.7万人，灭螺万平方米，治愈病人人次；

消灭血吸虫的运动，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比如余江县的农民刘金元，患血吸虫病后被救治，年当选了中共十一大代表；另一位余江农民陈国栋，被救治后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年，余江县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宣告该县彻底消灭了血吸虫这一千年疾病。为此，毛泽东撰写了《送瘟神·其二》，歌颂群众卫生运动的伟大力量：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几千年来，将群众比作士大夫恭首跪拜的“尧舜”，毛泽东还是第一人。

3

重视群众、群众运动，是毛泽东医卫思想的光芒点之一。

毛泽东生于农村，一生情系农工。毛泽东设计的医卫体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非常反感医疗上的贫富分化、地域分化、阶层分化。年，毛泽东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医卫制度，即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事实上，早在年，毛泽东便定下了新中国医卫工作的原则。当年，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召开会议，毛泽东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会议确立了三大方针，分别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后改为“中西医结合”）。会上还决议，要发展医学教育、大建基层医疗、医院以调整公私关系等。

从上述原则可以看出，毛泽东设计的医卫制度，考虑十分周详。首先，毛坚持“面向工农兵”，其关键在于向全民提供平等化、高质量、免费的医疗服务，而这样的医疗服务只医院才可提供——医院以市场为准，无法避免盈利动机，必然会以高收费破坏平等医疗——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医疗制度必需以公有制或集体制为主体。

分好蛋糕的同时，毛泽东同样看重做好蛋糕。大办医疗，需要国家投资，一是人才，二是资金、技术、设施。新中国初期，国家财政紧张，中苏交恶后又彻底断绝外援，因而只能作开源节流式的投资。

为此，毛泽东的对策正是“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

“预防为主”，既符合人体的健康规律，也能有效减少社会的治疗成本。50年代战胜血吸虫病，便是一场典型的“预防为主”获胜的卫生战役。此外，新中国重视全民接种，开展卫生运动，改善居住环境，都是“预防为主”原则下的卫生成就。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把握了中西医各自特点后，做出的决策。西医的根据是细胞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西方科学，依靠现代化技术诊疗，成本高企且门类复杂，短时间内不易覆盖基层；中医讲的则是“辨证施治”、“治未病”，不仅恰巧贴合“预防为主”的健康规律，也有着就地取材、施治简单的成本优势。从当时实际来看，中医适合在基层推广，而西医更适合在城市中缓慢建设。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中西医结合”，不使二者偏废，各自发挥其优势，共同服务于人民健康。

与“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相伴而生的，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上海江镇公社首创，意思是不脱产的农村基层医生。就像电影《春苗》里一样，春苗们靠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为农民提供免费医疗，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千年来农民就地看病的夙愿。

至于农村合作医疗，倒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而是一项源于农民自身的经验。

在毛泽东路线的规约下，新中国的医卫建设迅速铺开。

在城市，实行了公费医疗。年，政务院发文，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革命伤残军人均应享受公费医疗。所谓公费医疗，指的是医疗费用完全由各级财政承担，个人不需缴纳一分钱。

城市的免费医疗外，还有劳动保险制度。毛时代的劳保，主要照顾各单位里的职工家属，按照3%的工资比例（年标准）缴纳，由单位集体统筹收支。

三级医疗网迅速在城市建立。初级是街道卫生院、工厂保健站等，负责卫生预防和小病治疗；医院、专科防治所、医院等，提供综合性的医疗服务；医院、医院、医院等，负责技术研究和治疗疑难杂症。

农村的情况更加复杂。五十年代初，国家力量有限，没有对农村医疗做出制度安排。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自发创造出了合作医疗，而后为毛泽东肯定，于全国推广。

农合医疗起源于山西高平米山乡。

米山乡，坐落在太行山麓，早在战国，就是集镇。但直到年，米山乡才出现了一家小诊所。小诊所是联合制，由几位医生合资兴办。起初，小诊所还能服务农民，但时间一长，出现亏损，便有医生“小病贵治”，再度让农民看不起病。

年，合作化运动高潮时，米山合作社的社员们商议，觉得不如集体出资，办个集体诊所，解决医疗问题。

具体方案是，自愿前提下，每位社员出5角钱充作医疗经费，其中3角由合作社公益金代付，2角由社员工分抵扣。医疗经费包括医生工资。医生工资的60%发放现金，每季度接受一次民主评议；40%记工分，秋收后折算粮食发放。

面对合作社员，集体诊所免收门诊费、挂号费、注射费、手术费、检查费等，只收药费（药品维持低利润，以充实经费）。社里如有鳏寡孤独看病，则由公益金支付药费。

集体诊所还为医生划分了片区，医生不能空等坐诊，而要挨家挨户定时巡回，把卫生做到田头。

集体诊所成立后，米山乡的卫生面貌立时一变。年，米山乡发生痢疾例，年未发现一例。年初，米山乡还发现麻疹百余例，集体诊所成立后立即扑灭，无人病亡。

农合医疗在全国推广后，又涌现出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卫生的一面红旗”）、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好”，毛泽东按语）、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农村医疗卫生学乐园”）等农合医疗典型。

年至年，全国卫生一片红，《人民日报》与各地党报开展大讨论，将合作医疗视作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医疗路线。

可以看到，毛时代的医卫成就，远比今人以为的大。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年-年，中国以低于发达国家倍的卫生支出，取得了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成就。年，中国人预期寿命达64岁，超过西方经济学吹捧的所谓“中等收入国家”的61岁。

下图中几个关键指标，更能说明成就之巨：

诧异的是，即便与四十年后的今天相比，毛时代医卫也有多个“顶峰”是我们今天仍未达到的：

1.年底，全国公社卫生院达个，生产大队卫生室覆盖率接近90%——这是迄今中国基层卫生体系健全的最高水平；

2.年，全国有赤脚医生万人，卫生员万人——这是迄今中国村级医卫队伍的最大规模；

3.看病吃药不花钱——这是迄今中国底层人民享受过的最大医疗福利。

70年代，WTO总干事马勒曾两次访华，只为考察经验，向第三世界推广中国式基层医疗。整个70年代，WTO还不断邀请赤脚医生覃祥官、王桂珍（《春苗》原型）、黄钰祥等人登赴西方讲坛，介绍经验。

即便在年，中国已决定放弃农合医疗之际，WTO还念念不忘地赶赴上海、山东、广东等地，与中国基层工作者一起，为非洲培训医卫人员......

当然，毛时代的医疗体制如何遭到废弃，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4

“六二六指示”里，毛泽东批卫生部是“老爷部”，不无道理。

他素来厌恶官僚特权化。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里，官僚特权化发展到让人瞠目结舌。

年，毛泽东假借干部保健制度，批评了某些干部，“衣、食、住、行，受太好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主要原因......保健制度要改进。”

医院。医院医院，成立于年。年，被特医院，不对群众开放。

五六十年代，群众的医疗资源紧张，医院却“医生多，病人少”，且保留有干部病房，装修豪华，服务奢靡。与之配套的是干部保健制度，彼时干部们与家属生病，可享受专医专护专药，和群众待遇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一再干预此事，终于在年，卫生部取消了干部保健。

毛护下而损上，势必引发党内议论。特权化问题上，毛泽东能够站在道德高点，但具体到医疗路线，两种立场、两条路线的争斗一直存在。

年，依据毛泽东指导，卫生会议定下“中西医团结”原则。但卫生部显然不愿遵循这项原则，次年便规定，中医必须考试取得行医资格。卫生部在考试科目上刁难中医，4门必考课，有3门是西医的《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和《传染病概要》，多数中医通不过考试。

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竭力纠偏。经过五年努力，医院，中西医也开始互开学习班，交流经验，发展现代医学。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贯穿了五十年代。作为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刘少奇与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反复提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土地租赁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的政策千言万语，只有一条：将土地这个生产资料再度商品化，进而资本化。毛泽东警惕着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始终坚持农业合作化。

年，人民公社运动兴起，毛泽东大力支持乡村合办公社。但由于执行激进，加上自然灾害，年起，经济开始调整，同时“纠左”。

这期间，初兴的农合医疗遭到抑制。刘邓等人认为，农合医疗加重集体负担，全民免费医疗更是乌托邦。

因此，刘邓再度恢复起建国初的“联合诊所”。表面上，联合诊所也是集体所有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但实际上，这个“集体”指的是医生合资，相当于合伙企业，需要自负盈亏。为鼓励医生的“积极性”，国家不仅免征联合诊所的工商税，还禁止社队调用医生。

同时，个体医生也被允许开业。

至年，一番操作下来，农合医疗覆盖率下降至30%。

路线之争陷入白热化。年起，毛泽东重新强调合作化，并借《人民日报》《红旗》等刊物宣传造势，农合医疗、赤脚医生等政策再度推行。

年后的十一个春秋，是农合医疗的巅峰期。年运动结束时，农合医疗覆盖率达到90%。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开会，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将“合作医疗”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数个月后，政治风向逆转，毛时代的医疗体制全面崩解。

最先瓦解的是农合医疗。年7月，《人民日报》发文推广“湘乡经验”。所谓“湘乡经验”不难理解，就是两个字：减负。多说点，就是减少农村举办科教文卫各类事业的“负担”。农合医疗即在减负之列。

基层看来，农合医疗行之有效，政策骤变很难理解。如安徽省，5月还开会强调坚持农合医疗，到年末，农合医疗覆盖率却由94.5%下降至86%。

给农合医疗致命一击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后，农村集体迅速瓦解，依托集体出资的农合医疗丧失资金来源，很快便被数十年前的联合诊所、个体诊所取代。

年6月，广西54%的合作医疗停办；同年末，广东汕头实行合作医疗的社队仅剩44.5%；年，福建全省合作医疗覆盖率降至55.7%。

八十年代末，农合医疗的全国覆盖率降至4.8%，终于消失在历史长河。

与合作医疗相生的赤脚医生、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等方针，也陆续失去存在意义。

小平同志曾有段话评价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虽然现在赤脚，但以后就穿上草鞋，过几年穿布鞋，再过几年穿皮鞋。现在还不能一步登天。

这段话说得暧昧，乍一看是讲赤脚医生要提高技术，但细细品味，话里有要赤脚医生走出农村的意味。

农合医疗解体后，扎根农村的赤脚医生没了工资，只好自谋出路。有些人，放弃医术，跟老乡进城，成为农民工；有些人，脑筋活泛，自己承包了社队卫生站，开始靠治病赚钱——这其中又有人小富即安，有人摇身变为一方豪富。

年，卫生部责令依旧坚持岗位的赤脚医生，经过考试，成为有执照的乡村医生（熟悉的操作）。就像年的中医考试，卫生部依旧在考试上做文章，提升门槛、收取高价考费（加上报班要花20多元，80年代是笔大钱），卡掉了大部分赤脚医生。

私人办医的闸门一开，靠医赚钱就又登上舞历史台。一切为赚钱的大背景下，卫生预防工作靠边站了，因为预防毕竟没法赚钱。

受益于外资，西医重获新生。但毛时代能够合理利用的中医则两极分化，一部分沦为游医，打着中医旗号行骗；一部分则因中药材产业市场化（导致假药驱逐良药，如阿胶），丧失了中药优势，不能再行医。

城市医疗体制改革也是八十年代的重头戏。时任卫生部长崔月犁曾有两段话，一语点破城市医改的基本逻辑：

过去十年，全国新增万卫生技术人员，80万不正规，起作用不大，吃工资不少，财政还给公社卫生院60%的工资补助，都是浪费！（见《卫生经济》年第1期所载讲话稿）

参照教育部门改革，允许医务人员到外面兼职，自己赚钱！（见《卫生经济》年第2期所载讲话稿）

说明话，就是财政紧张，医院的诸位，还请自谋生路。

医院改革有两个思路遵循，“放权让利”与“双轨制”。这套思想指引下，医院首先打破了工资限制，允许部分医生富起来。接着，医院又开始将科室交给私人承包。

年，医院享有了自主定价、院外执业的权力。紧接着，城市里的社会办医也合法化。根据年温州市统计，当年该市的个体医生（开药店或诊所）有余人，数量已经超过体制内医生35.1%，成为社会主流。

5

批评毛时代医疗的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叫“瓜菜代”，意思是人们吃不到主粮，只能用副食充饥。

医疗界的市场拥趸认为，医疗上，只有市场才能提供优质服务。他们信奉的是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医院竞争，消费者用钱投票，优胜劣汰，好医院赚到钱，坏医院出局，医院双赢。

他们眼里，计划经济是落后的大锅饭。吃公家饭的医生，必定懒得看病；医院，必定懒得更新设备。吃亏的反倒是患者，因为没有市场，求医无门。

可惜理论之树常青，暴雨却无情。八九十年代的现实，狠狠地打在市场主义者脸上。

农合医疗解体后，《人民日报》常年收到群众来信。年，山东枣庄农民郭玉彩来信，痛陈乡亲们的“十二盼”，其中之一是“解决农村社员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大办农村合作医疗”。

年，江苏如皋读者写信，同样哭诉当地农民穷困，没钱看肺结核、肝炎等病，因病致死者不少。

春夏之交过后，政潮短暂回左。次年卫生部下乡调研，在湖北荆门等4个地市，官员们发现80%以上的农民支持重办农合医疗。

实证研究层面，市场化医疗依旧站不住脚。

年，安徽医大联合卫生部，曾精心开展了一次“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系列研究”。学者们从北京昌平、湖北广济、山东招远和栖霞四县选取了百余个“合作医疗村”，再依据收入、地理等情况选择相应的“自费医疗村”作对照。结果发现，在他们设计的19项指标里，合作村有15项优于自费村。

尽管如此，毛时代的医卫体制再也没能真正回归。市场化带来的滚滚利益，将无数上位者绑上一往无前的战车。

直至世纪之交，后果突然显现。

年，WTO排序了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昔日吸引WTO前来取经的中国，排名跌至位，落后于伊拉克、海地和苏丹。

有学者发现，年后，中国曾引以为傲的两项指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长期停滞不前。而在这20年里，素来贫穷的印尼、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的这两项指标改善都超过了中国。

年非典大流行，让中国医卫体系的脆弱，暴露在国人面前。但其实，早在改革之初，许多熟悉的疫病名字就回归中华大地，它们是——钩虫病、肺结核、疟疾、淋病、梅毒、艾滋病，以及血吸虫病。

八十年代后期，长江中下游诸省的农民，再次感到被血吸虫病支配的恐惧。他们中的年轻一代，原先只听闻过父辈口中恐怖、夸张的“大肚病”，但从没想过，这个已被社会主义中国消灭的疾病，如今卷土重来。

年数据，血吸虫病患人数达92.7万人，受威胁人口.5万人。到年，疫区扩大，受威胁人口接近1亿。

（年末，全国血吸虫晚期病患还有3万人左右。还有愈演愈烈的慢性病，数据太多不全列举）

迅速恶化的卫生状况背后，是触目惊心的体制缺陷。

首先是医疗供给增长停滞。单看住院床位数，在北京，医院多年未增一床，年北京每千人拥有住院床位4.2张，年这个指标也仅为4.4张。（58年北京常住人口约万，86年约万）

在广大农村，住院床位甚至有减无增。年，毛时代刚结束时，农村卫生院还有床位77.54万张，经过23年“发展”，年该数字减至67.27万张。

医疗供给不减反增，主因之一是政府投入减少。开放20年，中国GDP总量翻了数番，甚至直逼欧盟、美国，但卫生投入长期维持于低位。1年至年，政府支出中的卫生支出占比下降6%，而此之前，政府每年卫生支出甚至不到亿元（年中国GDP总量为亿美元）。

与之相对，是居民自掏腰包的医疗费用飞速增长。年的统计，该年全国农村卫生费用的9成，都是农民自费，集体、政府的补助聊胜于无。

改革之初，一些市场拥趸寄希望于社会办医。他们的理论里，激发民间力量，才能完善供给。国家应做的，只有免税、发地、给政策。

然而所谓“社会办医”，日渐偏离改革设计者的预定轨道。在农村，许多医生利用一村、一乡的垄断，开高价药、看高价门诊，甚至欺骗患者，不顾人健康，蓄意谋财。

例如江苏南通某乡，年共有18户人家盖楼，其中9户竟都是乡村医生，当地人讽刺黑心医生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起小楼房”。

医院放宽门槛，准许私人承包后，以“莆田系”为代表的骗子医生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他们勾结体制内的医生、领导，在医疗设备、药品、后勤采购等领域贪污腐败，大发横财，其恶果却耍给了看不起病的底层民众（后文详述莆田系发家史）。

新世纪后，医卫矛盾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最矛盾的是医患关系，本来医生救人，患者理应感恩。但在市场经济中，医院要盈利，便给医生安排绩效，医生只好借药品、检查、门诊、手术等各种费用从患者身上吸血。没钱的患者治不了病，钱少的患者家财一空，得享利益的只有少数富裕阶层。

丁香园曾统计，年至年，医患冲突案件一直递增，仅年6月，全国就有6起杀医案。

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医生处于供方市场，众多医学专家由此成为人上人，像极了旧中国的药铺掌柜。这些医生坐享财富，更在医疗系统内部，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权力网，任何想进这座围城的病患、医学生和年轻护士，都要接受人所周知的潜规则。

越是这种时候，人们越怀念春苗那样的赤脚医生。

也就越怀念五十年前，毛泽东仅有五个字的批示：

赤脚医生好！

6

下面讲两个人的故事。第一位是上海人，王桂珍。

王桂珍今年77岁。她是《春苗》的原型。

她怀念赤脚医生的时代。年，就在浦东老宅，她和老伴办起了赤脚医生陈列馆。

陈列馆地方不大，东西不多，但放着几件珍贵的东西：

一只木药箱，是王桂珍当赤脚医生时用的；一张粮票，上海发行的最后一版，上面印着王桂珍的画像（曾有位美国人想花10万美元买走这张粮票，王桂珍拒绝了）；一封英文请柬，是年尼克松访华，与夫人邀请王桂珍出席晚宴发出的；

老伴儿是王桂珍的铁粉，来人参观，老伴儿还能唱一首《春苗》的主题曲《赤脚医生向阳花》。歌词是：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呐,/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啊,革命路上,铺彩霞,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人人夸,人人夸.

王桂珍出身农民，年生于上海川沙县。她小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纺织工人，年又响应支农号召，回到家乡成为农民。在年被推选为赤脚医生前，她是大队里的卫生员。

王桂珍对医疗之难有切身的痛。她有一个妹妹，本来也有两位哥哥，但解放前，大哥得了破伤风，二哥得了脑膜炎，在家中夭折。王桂珍的父母都是佃农，由于连丧两子，常年浸泡在悲痛之中。

成为卫生员后，王桂珍负责起爱国卫生运动。她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奔走，帮助乡亲们预防霍乱。时间长了，社员们就用“快姑娘”形容王桂珍。后来，她被选为大队团支书，再之后入了党。

年，毛泽东发出“六二六”指示后，各基层选派赤脚医生进行学习，在全国迅速建立起一支农村医疗大军。

那年，上海江镇公社选派了二十多位农村卫生员前去学习，王桂珍就在所选之列。他们要在4个月里，完成基础的医疗教育。

王桂珍回忆，老教授上课，写一黑板化学符号，从不多开口。她只读过小学，虽然上课听不懂，但坚信勤能补拙，每天都自学到凌晨。

培训班里教针灸。起先，王桂珍和同学们在稿纸上练扎针，练得多了，就拿自己试验，一针一针地往自己身上扎，疼得多了，后来工作时才放心给社员们做针灸疗法。

长期以来，一直有种观点认为，赤脚医生速成上岗，知识粗糙、技艺不精，在农村纯属瞎看病。至少在王桂珍身上，这个观点不成立。

赤脚医生学的都是常见病。常见病在科学上早已研究透彻，不需要繁复的理论知识打底，缺的是预防、用药、护理，因此王桂珍培训班结业后，一般的病都能治，只有少数难治的病需要向上级转院。

更何况，除却看病，王桂珍也能做预防、配药、护理等工作，这些环节也是医疗工作里不可或缺的。

社员们喜欢用上海话说，王桂珍是“我昵自己的医生”。

结业后，王桂珍分配到卫生院。那时候，即便是凌晨，只要有人生病来找，王桂珍立即出诊。白天事少的时候，王桂珍就来回串门，主动问病，提醒大家做好卫生预防。

五十年后，老一辈人谈起当年，依然流泪。

一位奶奶回忆，当年她怀上一对双胞胎，产情危险，幸亏王桂珍学了新式接生法，才帮她安稳落产。孩子出生后，王桂珍也没走，在她家地上铺张草席，彻夜陪同。半夜，王桂珍还帮着母亲喂奶，张罗着给孩子换尿布。

还有位爷爷，六岁时患了肝炎，急需转院，是王桂珍背着他，一路走十几里地，医院。一个发高烧的小孩子，蜷缩在王桂珍的背上，就那样奔着生的希望，看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六十多岁的爷爷，叫起王桂珍，依然称呼她“孃孃”。

王桂珍自己分析，赤脚医生受群众欢迎，原因是：

一，不收群众一分钱，工资全由集体、政府补助；二，赤脚医生不高高在上，没有架子，和群众同生活劳动，是“自己人”；三，是医技，赤脚医生确实能看不少病。

现在，医生入职，都要模仿西方，念希波克拉底誓言。王桂珍至今也不懂那是什么，她只记得毛泽东的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年，王桂珍的事迹送上毛泽东案头。年国庆，毛泽东邀请王桂珍一起登上天安门。此后7年间，直到逝世，毛泽东与王桂珍深谈了六次。

年国庆回去后，王桂珍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

年，尼克松访华，震惊于社会主义的卫生成就，专门邀请王桂珍来晚宴一谈。尼克松回国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又专程来沪，找她拍纪录片。

年，王桂珍前往瑞士日内瓦，在第27届世卫组织大会上，做了近20分钟的演讲，向世界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她上午演讲完，下午飞机回上海，晚上继续给社员看病。

年，周恩来与毛泽东病重，决心为清除官僚主义做最后一搏。这年，毛周接受陈永贵的三三制提议，任命了一批工农干部进中央。其中，就有赤脚医生王桂珍，任卫生部党组成员。

（三三制即干部一年的工作时间里，四个月在基层，四个月在地方，四个月在中央。）

尽管做了副部级干部，但王桂珍一分工资没涨，还是靠着大队发的薪水生活。在中南海食堂，她囊中羞涩，只好每天吃点咸菜、馒头，节俭度日。

年毛周逝世，王桂珍参与了二人的治丧。

然而王桂珍只在卫生部工作了四个月，便回到上海。局势变化后，她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年10月，和《春苗》的命运相似，王桂珍遭到革职审查。后经邓颖超营救，王桂珍才免难。

这年后，王桂珍的名字不再被提起，赤脚医生也不能当了。因为从年起，行医开始要求“资格”。

王桂珍的“资格”到年才取得。那年上海市举办了执业医师考试，报名费33元，王桂珍下了狠心报名，才取得一份执照。

但终究，八十年代过去后，王桂珍和医生再无缘了。年，王桂珍在市场洪流里下了海，办起印刷厂，最多时雇佣了20名员工，当起小老板。中年王桂珍赚到了钱，直到老年，回过头办起一个赤脚医生陈列馆。

有人拿王桂珍和吴桂贤作比较。

吴桂贤也是年，毛周临终前提拔上去的工农干部（吴是咸阳的纺织女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年，吴桂贤免职回厂，后来顶着昔日光环，跑到深圳去，当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王桂珍不像吴桂贤那样发达，但由红专的社会主义模范，变为经商的老板，总给人奇怪的感觉。或许毛周也没料到，时代加诸个体的影响，远比阶级出身重要得多。

无需苛责。赤脚医生时代，王桂珍的感情是真挚的，她的事迹也都真实。一次次出诊的雨夜，为肠胃病患者掏粪、背起小孩赤脚送医，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激发出的利他精神，这正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高下立判的铁证。

毕竟值得苛责的，还大有人在。

7

医者仁心，此话大假。唯仁者方有仁心，唯仁世方有仁者。

如果说青年王桂珍的时代是仁世，那么中年陈德良的时代，就是十足的浊世。

陈德良是莆田人，今年71岁，须发皆白，身康体健。

他住在莆田东庄马厂村。尽管叫做村，但马厂其实是片豪华的别墅区。

陈宅是其中一栋小楼，并不张扬。陈德良的晚年生活，就在这里度过。

陈德良看上去很慈祥。他常写书法，“仁”、“义”、“气”、“道”等几个字在他笔下，苍劲有力。

他出资修建了陈婧姑庙。据传，这是莆田陈姓始祖，后人发财富贵，全凭这位姑姑庇佑。

陈德良爱家爱国，修好婧姑庙后，他常在这儿主持家族事务。海外族人回乡祭拜，也要来看看这位“族长”。

没人能想到，陈德良，曾是个骗子。

陈德良，马厂人，生于年。26岁以前，陈德良是个勤劳的农民，养兔、割草、种地、挑粪，他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靠工分生活。

年，毛泽东逝世，陈德良迎来了命运转机。

那年，有位广东游医，江湖诨名“洪蝴蝶”，来到马厂耍猴。“洪蝴蝶”行的路子是旧中国那一套，走南闯北，到处耍猴。耍猴不单是赚几个叫好钱，耍猴过后，“洪蝴蝶”会借着村民聚集的机会，兜售狗皮膏药，赚取主要收入。

毛逝世后，户籍制度松动。陈德良一眼看准发财机会，拜“洪蝴蝶”为师，跟着他到处行（shua）医（hou）。

历三年，陈德良学到本事，自立门户。

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行医“资格”。按理来说，连王桂珍都无法取得的“资格”，耍猴人陈德良更没可能取得。但现实就是如此荒诞。年，在断绝财政扶持的情况下，莆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做起了“生意”，办了个函授班，只要通过“考试”，就具备本地行医资格。

陈德良很聪明，瞧准门道，拿到了莆田市的行医资质。当然，法律上，他还只能在本地行医，不能出市，但陈德良没本事走更上级的门路，也就不管那么多，开始全国闯荡。

陈德良走江湖，靠一个治疥疮的偏方（福建地处沿海，疥疮较流行）。

这个偏方很简单，就是ml水，加5ml水银，再加点硫磺，据说有奇效。

做这个药，陈德良的成本只有一两毛钱，但凭借口才和各种招数，一瓶药能被他卖到一两块，有十倍的利润。

靠这个方法，陈德良一年就赚了一万块钱。

而那个年代，一位科级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

年左右，陈德良也学“洪蝴蝶”，带起了徒弟。他的徒弟都是东庄老乡，日后莆田系四大家族的元老都在其中。徒弟中最小的，叫詹国团，年仅15岁。

和同时代的人不同，陈德良不崇拜毛泽东。他拜的是赵匡胤、神农、孙思邈。陈德良最崇拜赵匡胤，因为赵匡胤原是卖艺的，后来当了皇帝。

陈德良带着徒弟们游（dao）走（chu）四（xing）方（pian）。春夏之交后，舆论一度左转，他瞅准时机，金盆洗手，回家盖了别墅，坐拥财富，享起天伦之乐。

但这时，陈德良的八位徒弟，不仅没有收手，反而越做越大。

最厉害的是詹国团。

詹国团胆子最大。跟陈德良做游医时，他们常到火车站附近租间小房看病。因为火车站人流大，民工多，好赚钱。

詹国团没有医术，现学现卖。他和师兄们一起，到新华书店看书，学到点沾边的知识，就回去告诉病患如何用药，以此赚钱。

时间久了，詹国团觉得来钱慢，想出一招，径直到报社、电视台打广告。八十年代，新闻媒体走向市场，自负盈亏，压力不小。因此，打广告方面，只要塞钱，来者不拒。开放初起，民众还误将媒体认作权威，非常相信上面发布的广告。

发现这个“信息差”，詹国团一口气往媒体砸了几百、几千块，回报则几十倍于此。

接下来，他盯上了医院这块肉。年，在国家没有明令规定医院可以向私人承包科室的情况下，詹国团注册公司，承包了某家医院的皮肤科。

他的有几个赚钱妙招。

一，收买媒体，巧借采访名医之名，为自己的科室引流；二，给其他科室、医院的医生红包，请他们将病人介绍过来，每介绍一人就多给一份提成；三，倒卖设备，和医院合作久了，熟门熟路，借采购之名大吃差价；

承包科室、打广告、找医生、买设备都要成本，商人自然不会亏本，还要赚钱，那么成本和利润最终都由患者来出。患者也不傻，但对付患者，詹国团已是老手了。

年，詹国团已非昔日的农家小伙，其财富远超其师。这年，他将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开着凌志，用着3万多元一部的大哥大，自称身价破千万。

年，莆田系詹家与全国数百家医院有合作，日进万金，成为名副其实的莆田系老大。

年左右，有人揭露詹国团的敛财内幕。在舆论沸腾之际，詹国团携妻子，移居新加坡，变身新加坡公民，遵守起南洋法律。

再后来，政府开始清理医院内部的非法承包。但到那时，莆田系四大家族早就完成了原始积累，树大难倒。比如詹国团，随便甩手10个亿，在医院，从此走上了“社会办医”的合法道路。

直到年魏则西事件爆发，莆田系医帮的名声才彻底倒掉。

陈德良晚年，烧香礼佛，一派儒生模样；詹国团则现代得多，西装革履，一副慈善企业家面孔。兴许，他们都在心底愧疚，担忧身故后的阴间审判。

因此，陈德良死死抓住陈靖姑，想借供奉泥塑，洗刷掉过去；詹国团则医院，那是他投资最大、医院，他将之视为此生最大的公益。

当然，医院之外医院，詹国团不会记得。

8

客观地讲，许多人对毛时代抱有幻想。

他们以为毛时代没有贪污，没有权谋，没有压榨，没有欺骗，到处都是一片世外桃源。

事实不如此。

毛时代有弊症。拿医疗来说，三级医疗（大队、公社、县）虽好，但如果某地的医疗水平过低，患者得不到救治，也很难转院往其他地市。部分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缺乏灵活性，是有道理的。

再如赤脚医生。百万赤脚医生，多数都是速成上岗，有人医技不精，扎针扎错、开药开错，甚至出人命的，确有其事。

但这不足以成为否定毛时代医卫体制的理由。

因为，毛泽东医卫思想的原则没有错，毛时代社会主义医卫体制的建设方向也没有错。

更何况，在许多制度细节上，毛时代的设计要远超市场经济。比如卫生预防机制，比如免费医疗，比如农合医疗中的合医不合药、合药不合医，比如医学教育缩短年限、重视实践。

毛时代医卫体制的缺陷，在于缺少高精尖技术，在于缺少医疗产业化（注意不是缺少医疗市场化）。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解决，但不能改变方向。

一旦改变方向，那么问题就不会如此少，而会那样多。

至于问题有多少，不需要文字，医院看看，问问老人、孕妇、残疾人、慢性病患者、急性病患者、传染病患者，以及穷人，都能明白。

实际上，二战过后，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敢将医疗全盘交给市场。即便里根、撒切尔夫人当政的英美，也不敢彻底取消医院和社会医保。

我国是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国家。但非典前后至今，医卫政策出现了某种奇妙的“回旋”。

年，政府决心重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开始推行。年，考虑到城市居民里的非职工，城镇居民医保开始实施。

年，鉴于天价药现象，国家实行了基本药品目录制度。这个制度，简单讲，是将一些药品列为基本药品，国家则对基本药品管控，介入其生产、供应、定价、销售等环节，以保证低价和市场稳定。基本药品也全部列入医保。

十八大后，医改加速，顶层设计者强调“三医联动”，即医院、医药、医保三方面着手，实行改革。某种意义上，改革的大方向，其实是朝毛时代的“回归”。

比如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市场化以来，各医院自主采购药物，中间贪腐不可胜数。集采实行后，上层收了权，将需方统一起来，集体面对供方，增强了需方议价能力，从而能保证一些关键药物的低价。

这很像建国初，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统购包销”。那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即让国家挡在企业和市场之间，隔绝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

再比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年，中央决定整合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将之合并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

化繁为简的魄力，很有毛时代风格。

年新冠乍起，中国应对得当，全国一片赞誉。的确，从全国管控到全民核酸、全民接种，这是市场经济国家难以做到的成就。

但是，这样的成就，完全得益于毛时代遗产——庞大的医院网络和国有医药企业。

并且，一片赞誉不意味着危机走远。相反，随着老龄化，风暴也在酝酿。

毛时代的三级医疗网，毕竟早被摧毁。新时代下，尽管一再提及分级诊疗、基层医疗，但若投入不足，分级诊疗只能是纸上花。

（试问现在有多少人，到基层医疗机构去，只为开一张转诊单？）

医院坐拥庞大的患者市场和政策红利，但其实已不堪重负。政府重重管控下，医院盈利空间小，却成本高企，成为资本眼中的“负资产”。在本文撰写的前几天，就有媒体大唱首都医疗集团的衰歌，将之视为“国资办医的失败样本”。

资本不青睐，医院只能依靠财政。

可财政也有自己的困难。不谈医疗之外的宏观，仅考虑到医保，各级财政就不敢放心批钱给三甲。年，我国老龄化率超过14%，医保基金有大压力。

因此，几年前，中央才未雨绸缪，不断加强各类医保的统筹层级，从县到市，从市到省，终于在年将城乡合轨。

未来十几年，我国的医疗需求会攀上峰顶。供给跟不上，草坝就要决堤。

更何况，各路资本还在拖后腿。

面对病症，资本动的脑筋，叫做互联网医疗。资本的雄心，是仿照外卖、打车、支付、订酒店那样，将医疗也平台化，自己则依仗平台，一头吃患者，一头吃医生。

先不谈其中的剩余价值。为患者想，互联网医疗就是伪命题。线上问诊，效果比线下问诊差很多。如果线上问诊推广了，资本赚到钱，医生省了事，但患者的病情呢？

互联网医疗的幻术不仅是线上问诊，更多在于所谓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信息技术好归好，但在不增加医护人力资源的前提下，这些技术的意义，最多也就是再造无数个腾讯。

腾讯的特点，就是没有人工客服。

因此，才有人从高楼跃下，原因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