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作者：冶红荣
二零一六年三月初十是老父亲的头周年。弟弟宰了一头牛，请来了清真寺的阿訇、满拉，还有亲戚、邻居以及父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为父亲念索尔。好多人热热闹闹地又说又笑、又吃又喝，这些人都是因着父亲的名义聚到一起的，家里似乎到处都飘荡着父亲的气息，可是在任何角落都看不见父亲的影子，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就是没有了父亲，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就像丢了魂似的，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爷爷奶奶一共生育了八个子女，四个儿子，四个女儿。父亲是男孩中的老三，出生于兵荒马乱，饥饿成灾的一九四零年。父亲从小就缺吃少穿、忍饥挨饿，可是他特别聪明，记性好。爷爷说不让念书识字实在太可惜了，就把父亲送进了学校，可是没念几年书，爷爷去世了。爷爷一走，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像泰山一样压在了奶奶瘦弱的肩上。坚强的奶奶没有被悲痛击倒，也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她顽强地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个贫穷而庞大的家庭，还咬紧牙关让父亲继续念书。
聪明、懂事的父亲，并没有让奶奶失望，在学校里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时，父亲在固原中学（现在的固原一中）读高中，当时在家乡已经算是了不起的识字人了。生产队缺少一个给社员记工分的会计，就硬生生地把父亲从学校里拉回来当会计。回来之后，父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每天提前干完自己的农活，然后把队长报上来的工分认真核对、一五一十地记上，生怕出现一点差错或遗漏。父亲后来对我们说，那时的人都在挨饿、受罪，劳动手册上的工分就是老百姓碗里的饭，是老百姓救命的粮，稍有不慎就会亏人，做什么事都要扎扎实实、仔仔细细，不能马虎大意、昧良心亏人。由于父亲秉公办事，工作细心，很少出差错，所以深受老百姓的尊重和拥护，多年以后，乡亲们提到父亲，绝大多数都是赞不绝口，鲜有微词。
父亲是个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的人。那时的个别干部，借着党的政策打击报复，欺压人、折磨人。人越老为，受到的打击和欺压就越严重。父亲见到这种情况，就抱打不平，替这些受害者说话。这就得罪了一些基层干部，他们经常在上级面前告父亲的状，说父亲同情阶级敌人，立场不坚定，是非不分明。面对这些诬陷和指责，父亲依然不改初衷、我行我素，最终因为不能和当官的同声共气、同流合污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安排到兴隆的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
兴隆乡单家集东面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叫王沟。父亲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经常领着我到那里教书。那时王沟小学有三位老师，一位韩老师，一位高老师。几位老师的知识都一般，但教书都很认真，尽自己的所能给孩子们上课，对学生很好，把每一位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那时到处都很穷，大人忙得要命，根本顾不上给孩子梳头洗衣服，孩子们的头发长成毡片，里面钻满虱子，衣服脏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抽出几块钱买了一把理发推子，给孩子们理发。父亲说，他们给学生理发的时候，娃娃头上的虱子往往把推子都染红了。夏天，三位老师选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把孩子们带到山沟的水坝边，让孩子们洗个澡，再把身上的衣服洗干净。在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师的指导教育下，这些灰头土脸、脏不拉几的乡下“野”孩子不仅学到了知识、懂得了礼貌，而且一个个都变得有模有样的，像个学生的样样儿了。冬天天气冷，没有取暖的炉子，四面透风的教室根本阻挡不住寒风的侵袭，衣着单薄的孩子们在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几位老师在教室里泥了一个土炉子，天气暖和的下午，他们就带领学生到野外拾树枝、硬柴、干牛粪来给孩子们架火取暖。几位老师的认真、敬业和对学生地真心付出，不仅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也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淳朴憨厚的乡亲们把几位老师当亲戚一样对待，娶媳妇儿、打发女子或者念索尔等大小事情都要把几位老师请到家里去招待一顿。
就在父亲远离了农村基层干部地纷扰，一心一意地从事自己喜欢的教书工作时，一件不幸地事发生了。我们村的一位农民盖房子，缺少木料，让父亲帮忙寻一些。王沟村和父亲要好的一户人家正好有几根檩条，父亲就从中介绍他们偷偷地做成了这笔生意。这在现在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可那个时候政策不允许私人做买卖，私人的任何商品交易都是违法的。这件事被父亲得罪过的某位干部知道了，他在上面大做文章，说父亲搞投机倒把，犯了投机倒把罪，要批斗父亲，还要法办父亲。在那样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下，父亲被逼无奈，只好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教师职业，撇下了年迈地母亲、老实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逃到新疆去了。父亲走后不久，大小队的干部就到我们家里来，把父亲的那份自留地连同地埂上父亲栽的杨树都没收了，划给了其他人家。奶奶年迈、母亲老实、我们姊妹们都小，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就让人家把父亲的那份自留地给没收了。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没收了自留地，而是斩断了父亲回家的路。地没有了不要紧，要命的是父亲不能回来，我们不能团聚。那时候的天空再晴、再亮，可我家的头顶始终是阴云密布。我们一家人时刻在想念漂泊在外的父亲啊！
父亲一个人在新疆漂泊无依，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就得了胃病，不想吃饭，吃了不消化，浑身疲软乏力。但他孤独无依，衣食无着，为了生存，还要拖着疲惫无力的身子出去劳动。那段时间对父亲来说，比肉体的病痛更难受的或许是一个人流浪在外的孤单和有家不能回的悲痛。
漂泊在外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老家的孤儿寡母，无时不在等待着回家的机会，无时不在做着回家的准备。慢慢地世事发生了变化，就在包产到户的前一年政策放宽了，允许私人家里养牛羊了，私人做小买卖也合法化了。这时的父亲再也待不住了，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太阳暖暖地照在老家的田野上，照在套房和箍窑破旧的门窗上，照在院子里高大的核桃树上，我和弟弟在桃树下玩耍，大门“咣当”地响了一声，一个熟悉身影从门里闪了进来——父亲回来了！父亲给我和弟弟给了一些水果糖，我和弟弟傻不拉几地只顾吃糖果，并没有发现父亲这些年的变化。天黑的时候，母亲和两个姐姐劳动回来了，看到父亲的刹那间，两个姐姐的眼泪刷拉拉地流下来了。我还有些奇怪，父亲回来是好事，姐姐哭什么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时的父亲衣衫破旧、脸色蜡黄、皮包骨头，跟当初离家时的那个精干高大地父亲判若两人，父亲是带着一身病回来的。由此可以想象出父亲这些年在外面是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的。回到家里后，在母亲地精心照料下，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他又带领一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挖刨，又重新撑起我们这个不景气的家。
父亲把我们这些孩子拉扯成人，他自己却老了。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却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刚正不阿、敢怒敢言的男人了，无情的岁月在父亲的额头上刻下了一道道年轮的印记，时光的风霜把父亲的头发和胡须都染成了白色。父亲的腰弯了、腿屈了，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干麻利了。近几年又患上了脑梗，时不时头疼，时不时晕倒。弟医院，都说治不了，只能缓解。二零一四年秋天，父亲的病有所好转，他说想我大姐，要到乌鲁木齐去看大姐，我们姊妹几个只好把父亲和母亲打发着去了新疆，可在新疆连一个月都没呆下，父亲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心急了，想回来。我说，您心急了、不想浪就回来。其实，这一次父亲刚走，我就在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莫名其妙地想念，就像再也见不到似的，有时还偷偷地流过眼泪。母亲也去，但我没有那种特别想念的感觉。父亲说回就回，第二天买车票，三天时间就回来了。那天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的起色很好，精神状态比在家时好了许多。我悬了一月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给父亲道了别就回家了。
正在我为父亲的病情好转而高兴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父亲刚回来三天，二姐打来“大今天下午礼拜回来在院子里晕倒了，现在拉到固原去了。”姐姐和弟弟怕我着急就故作轻松地说给我说，医生说不要紧，用点药就能恢复。医院时，医院的病床上，左边的半个身子不听使唤。看到父亲可怜无助地躺在床上，我的心里隐隐作痛，不争气的眼泪直往出泛。父亲这样长期躺着，别的不说，光床上压的疼痛都是难以忍受的。没想到我那吃亏受穷一辈子的父亲最后的一段人生旅程还走得这么痛苦、这么艰难！好在医生的精心调治和弟弟的细心照料下，父亲又能站起来走路了！尽管像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迈开右脚，左腿伸直，慢慢地向前挪动，尽管左胳膊仍然不听使唤，但毕竟站起来了，能站起来就是天大的胜利！回到家里，在弟弟的陪护下，父亲积极治疗，坚持锻炼，两个月以后，终于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可以行走了。父亲的左脚始终离不开地面，走起路来一左一右地摆个不停，可他从不偷懒，每天像个刚学步的孩子一样，拖着一条腿在院子里走个不停。
我们一家再次去看时，父亲已经回复得很不错了，可以单独在平整的院子里慢慢散步了，可以自己去上厕所。我们姐妹们都松了一口气，就在我们对父亲的病情抱乐观态度时，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姐姐和弟弟又急忙把父医院，医院里最权威的专家详细地给父亲做了全面检查。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幸运——父亲不单单是脑梗这一种病，他的心脏和肺已经不行了。固原的大夫让父医院再看看。我们都希望奇迹发生，希望固原的检查结果是个误诊，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把父亲送到银川。医院的检查结果和固原的完全一致，在那里象征性地输了一周的液体，了了父亲的一些心愿，也了了儿女们的一些心愿。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病无大碍，只是肺部有些感染，医院联系一张床位，回来用几天药。尽管弟弟说的很轻松可我隐约感到父亲可能快不行了。医院住了一周时间，病情继续加重，我医院里给父亲念了讨白，连夜送回了老家。当时，天色已晚，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到家时，天地白茫茫的一片，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白雪。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冰凉，几乎到了窒息的程度，好像所有的雪都落到我的心里，淹没了心脏，无法动弹、无法摆脱、无法呼吸。
回到自己的家里，不知是心里亮堂了一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看起来又松活了一些，精神了一些，想吃母亲做的凉面，母亲赶着去做，做来了却一口也不吃。父亲从此就拒绝治疗、拒绝吃药打针，一点面食都吃不下去，每天只能喝一点牛奶，日夜不能睡眠，眼睁睁地承受着别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儿女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点儿痛苦都分担不了，一点儿办法都想不出来。
父亲终于熬过了二零一四年的冬天，迈进了一五年的门槛。二零一五年的春天如约而至，天气越来越暖和、土地越来越松软、野草越来越嫩绿，可父亲却一天不如一天，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眼窝一天比一天深凹，脊背一天比一天僵硬。身体的机能、求生的意志，亲情的牵绊最终还是在无情的病魔面前败下阵来。三月初十早上，我去看父亲时，父亲给我说话，嘴里含含糊糊的，连一句也听不清楚，让姐姐听，姐姐也听不清楚，下午就走了。父亲就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盏一样，生命之灯凄然地熄灭了！生命的年轮永远定格在了第七十五个圆圈上。父亲走了，我才知道人世间最痛心的事就是亲人的离去，才知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生与死的界限。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父亲走了，我眼前的那根支柱倒了，我头顶的天塌了。尽管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可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头乌云翻滚、浑身冰凉彻骨。
在父亲归真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请来了寺里的阿訇，诵读了《古兰经》散了虔诚的乜贴给父亲念索尔。愿清高伟大的真主饶恕父亲生前的罪过，让父亲远离火狱之灾，给父亲赐予天堂的品级。
作者简介：冶红荣，女，家庭主妇，西吉兴隆镇人，现居西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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