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者为公众提供最新信息、进行深度报道、监督社会……记者的职能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便是在一些危急时刻作为“逆行者”赶赴现场。无论是地震洪灾，还是战争突击，抑或是突发事件，除了救援人员外，总是会有记者的身影，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为公众带去最新鲜的资讯。而这些时刻，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印象深刻的。

灾难报道需要克制

张国

我有限的几次灾难采访，都是在慌张无助中开始的。每当来到一个混乱的现场，事情千头万绪，面对千千万万张面孔，我担心采访说错了话、走错了路、找错了人，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多年的从业经验也没能帮我克服这种感觉。

承认慌张无助并不表示自认缺乏勇气。这是两回事，缺乏勇气就不会来。害怕一无所获、来了也是白来，才是慌张的源头。我并不害怕灾难，害怕的是自己的职业表现成为一场灾难。

年天津港“8·12”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时是深夜，我已入睡，手机静音，我没看到编辑部的提示，错过了第一现场。我次日清晨五点多看到了信息，赶紧开车赶往现场。内心不但无助，还夹杂着深深的自责：为什么没有像有些同行那样半夜赶到呢？

但是没有太多时间自责了。只能怀着最差的心情去参加又一次考试。当我来到距离爆炸现场一千多米的马路时，拎着行李箱、牵着狗、拖家带口的居民，正在匆匆撤离他们的小区；豪华汽车被砸出窟窿；伤员身上缠着绷带。

这是年8月13日早晨，事故原因不清，人们只知发生了爆炸，爆炸时间、次数、影响范围和人数都不清楚，需要想办法找人来还原他们见到的场景。在警察封锁之前，我进入距离现场几百米的海港城小区，希望找到更多的目击者。在那个时候，我最关心爆炸造成了多少人伤亡，以及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原现场的采访还没有到追问事故原因那一步，但我相信它确有价值。比如关于事故发生时间，信息通报前后并不一致，有人说“23时许”，有人说“22时50分接警”，说法不一，我写出了比较准确的时间，因为我问了每一个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什么时间见到了爆炸。一名市民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是23时30分左右，在23时20分时她关掉手机准备入睡，特地看了时间。

这就是灾难报道：每个人都知道出了大事，但是连事发时间这样的信息都是不确定的。

接下来的采访，我一直想让这些信息更加确定。在官方发布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找到更多、离现场更近的人。我的一个收获是找到了涉事企业瑞海公司的一名叉车工。事发当晚他恰好住在爆炸堆场的办公楼里。他提供了一些独家的、此前未经披露的信息。事发后瑞海公司负责人均已被控制，不会对外发声，这种来自第一现场员工的信息非常珍贵，我对他的采访后来被其他同行大量引用。

其实，找到他多半要靠运气。我在医院找人，遇到了这名叉车工的家属。当时因为有别的采访急着要走，我大致记住了他所在的楼层。医院，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找，终于找到了他。他受伤很重，又颇有顾虑，劝说他接受采访也费了不少力气。由于他是企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我必须严格为他保密，以免他的利益受损。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第一个得知并发出了失联消防兵周倜获救的消息。遗憾的是，他当时全身受伤严重，无法接受采访。这是“8·12”事故中第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终于有人从爆炸区域生还。

消防员是天津港爆炸事故伤亡最重的群体。采访几天后，我听到了很多消防员的故事，并连续四五天在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比如一辆消防车上爆炸当晚的死里逃生经过，比如一个消防中队派出去的人全部遇难或受伤、只留一人看家，比如事故遇难者“头七”恰是生日的消防兵。结合对第一时间进入核心区域搜集的消防官兵的采访，我发表了特稿《牺牲》，该文被有的媒体认为是记录“8·12”事故的几个“标点”之一。

《牺牲》一文中不乏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如消防兵甄宇航在爆炸后曾给母亲拨通过电话，未能说话已牺牲。这些细节打动了大量的读者。有人好奇我是不是含泪采写这样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我不反对那些含泪写出文章的做法，但我作为记者，尽量与此保持距离。其实，《牺牲》的价值首先是事实价值。克制的写作比煽情更加重要。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是“铁石心肠”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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