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用以治病，或谓发轫于伏羲，《帝王世纪》曰伏羲“乃尝百草”；或谓肇始于神农，《淮南子》曰“神农尝百草”。后说尤多见于古藉。

古本《本草经》有云，神农“从六阴阳，与太一升五岳四渎，土地所生草石骨肉心皮毛羽万千类，皆鞭问之，得其所能主治，当其五味百七十余毒”。《述异记》则说“太原神釜岗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在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一名草药山。山中有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也”。《通鉴外纪》谓“炎帝始味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

神农尝百草图

古籍有关神农氏亦即炎帝的这类记载颇多，虽是传说，却传递了一个远古的信息：中药，源于早期的农业文明，是华夏祖先在寻觅食物，特别是植物性食物时所得的副产品。从它诞生之初，就与我国的饮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药食同源、药食同理而古今一贯。

谷物中有种糯稻，为人们所常食用，《本草从新》却将其视为药物，谓“糯米，甘温。补脾肺虚寒，坚大便，缩小便，收自汗”。此乃药典所言，至若普通人，也每有视食如药的观念，如北宋黄庭坚在《食时五观》中就明确地说：“举箸常如服药。”（《吴氏中馈录》）

敦煌遗书中有“神仙粥”一方，载其配伍、制作、服法和疗效如次：“山药蒸熟，去皮一斤，鸡头实(按，即芡实)半斤，煮熟去壳捣为末，人粳米半升，慢火煮成粥，空心食之”。“此粥善补虚劳，益气强志，壮元阳，止泄精”。着实令人难分是食抑或为药。

既然药与食乃一树之分枝，则从配伍原则到制作技艺，前者往往对后者取拿来的态度。中药的配伍，历来以一个“和”字为其精神；为使一张药方中各味药物配合得当，又有一个“齐”字为其理念。这“齐”后世又作“剂”，都是去有余而补不足，使各味药物相济得和的意思。《本草经》谓“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摄合和”；清代魏源《默觚》认为药性“各有所宜，即各有所偏，非锻制不能人品，非剂和众味，君臣佐使，互相生克，不能调其过不及”；苏轼《病中大雪答虢令赵荐》诗‘’经旬卧斋阁，终日亲剂和”。上举各例中，其“和”其“齐(或剂)”，无论用为动词用为名词，都蕴含了中药配伍的相济和合的旨趣。如此旨趣正是从食物烹饪中拿来。《左传·昭公二十年》“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相不及，以泄其过”，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厨师烹饪的“和之”、“齐之”的精神所在。

《雷公炮炙论》

我国最早的制药专著称《雷公炮炙论》，炮炙也当然地成为中药制药的专名。然而，无论是炮，无论是炙，原来都是食物烹饪中最古老的方法。《诗经·小雅》在《瓠叶》篇中吟道：“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礼记》留存的古老菜谱《八珍》还记下了由此制作的美食“炮豚”和“炮牂”。中药炮炙时，多掺入辅料，以使药物的寒温苦甘等性味能依治病之需而有变化，所谓“剂和众味”者也。食物烹饪一向要求五昧调和，拿炮炙而言，为去其腥躁增其美味，早就有掺入矫味佐料的实践。《楚辞·招魂》：“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么说，早在先秦，僻远的南楚已在炮炙小羊羔时掺入甘蔗汁了。这又可见，中药加工制作的技艺，也多取自食物烹饪之法。

中药不仅与饮食文化密切相关，与文学艺术也不无瓜葛。若从文学方面考察，它为文学创作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茱萸录于《本草经》，有“开腠理”、“杀三虫”之效。《续齐谐记》专为此演绎了一段神奇故事：“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宜令急去。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高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房闻之曰：‘此代矣。’”这是就药之功效以作文学创作。

《滇南本草》录有一味药，名鹿啣草。《聊斋志异》专为此演绎了一则美丽的神话：“关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草中，卷叶作声，鹿即群至。然牡少而牝多。牡交群牝，千百必遍，既遍遂死。众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啣异草置吻旁以熏之，顷刻复苏。急鸣金施铳，群鹿惊走。因取其草，可以生。”这是就药之名称以作文学创作。

当然还有以药物产地为文学素材的。据《说文解字》，人参出上党。兹录由上党出人参而编织的两则文学笔记于下。《异苑》：“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数铧，便闻土中有呻声。寻音而取，果得一头。长二尺许，四体毕备，而发有损缺处，将是掘伤，所以呻也。”

《广五行记》：“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但一人参枝苗。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状。去之，后呼声遂绝。”

说到产地，中药有个值得一提的传统——对药材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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