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鹿鼎记》里面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故事：辅政大臣鳌拜飞扬跋扈、贪污不法，少年康熙表面上隐忍不发，暗中却与亲信韦小宝合谋，在召见鳌拜时命布库高手突然伏击，终于除掉了这个烜赫一时的大权奸。

这一事件堪称《鹿鼎记》全书的一大转折：康熙除掉了体制内的最大蛀虫，逐步在满洲政坛上大展拳脚；而男主角韦小宝也正式成为皇帝陛下的第一宠臣，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鹿鼎立志传”。

国蠹坠地，真龙御宇，圣君贤相郅治无为，双双迈向了人生的高峰。

（二）

然而，在两位主角一片光明的前途背后，我们还是看到了乌云的暗流涌动。

大贪官、大奸臣鳌拜倒台，满清政府的官场风气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任用的依然是贪官污吏，自杰书、索额图、明珠等重臣，乃至多隆这样的大内侍卫，无一不是将受贿行贿当做家常便饭，更不用说那位流氓出身、见钱眼开的主角韦小宝了。

这样的政府，不但注定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戴，而且还注定逐步丧失生命力——金老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康熙一朝满汉民族矛盾在持续锐化，天地会、沐王府没有一刻放弃过“反清复明”的理想；与之相对应的是八旗子弟兵的战斗力在迅速下降：无论西征云南府，还是东讨台湾岛，发挥主力作用的都是赵良栋、张勇、施琅等汉人精英。

贤君当朝，为何大清帝国仍是如此不堪，个中到底有何原因？

（三）

不妨先从康熙对待鳌拜的心理说起。

这里先提一下《水浒传》，这部小说最大的妙笔就是写尽宋江杀人害命、攻城掠地、收买人心之恶，却依然用“忠义、仁义”等词冠于其身，让人每见宋江一事之义，就每见其一处之奸。瑜瑕互现之下，方才使人物形象得到丰满。

而金庸笔下的康熙，其实就是《鹿鼎记》版的宋江，他的确是有着英明睿智的尧舜之风，但却绝非恪守仁义道德的孔孟之徒——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在历史上君临宇内六十年的皇帝，要是没有半点狠辣心肠，他怎么能驭得了那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危机四伏的龙椅上稳如泰山？

是以这一切都是康熙的权谋，鳌拜的强大影响力始终制约他权力运行的最大桎梏——此人出身名门瓜尔佳氏，叔父费英东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五名臣之一，其本人战功赫赫，素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后来更是成为当朝的辅政大臣之首。这样的一位关系硬、资历老、功劳大、地位高的“二当家”，试问又怎不会受到皇帝的猜忌呢？更何况，他的对手是羽翼待丰、理想远大的康熙呢？

一言以蔽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鳌拜无论是专横跋扈还是碌碌无为，只要他当一天的辅政大臣，在康熙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块注定被铲除的绊脚石。

（四）

客观地说，鳌拜尽管有失人臣之份，但毕竟没有类似于宇文护篡弑之迹，加上其历年沙场征战，又曾在顺治帝最困难之际硬抗摄政王多尔衮，若要论起功过是非，委实算不得奸臣，也罪不至死。

而比他该死的，也绝对是大有人在。康熙第一宠臣、小说第一男主鹿鼎公韦小宝先生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鳌拜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之事，韦公样样模仿十足，甚至捞得比鳌拜还多还狠——最最要命的是，韦公是个没有丝毫政治操守的流氓混混，他远远不如鳌拜对大清朝忠心耿耿，而且还背着陈近南爱徒、天地会香主的卧底身份，随时有着反水的可能。

可结果就是如此的吊诡，在康熙知道自己一切不法勾当的前提下，韦小宝这个不忠不义小混混居然能够在险恶的权力场中全身而退，远远超越了赤胆忠心的老司机鳌少保。

这绝不是因为康熙与韦小宝之间的总角之情像寇仲、徐子陵一般牢不可破、感天动地。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杀一个自己亲手扶植的小流氓，付出的代价绝对要比除掉树大根深的鳌拜小得多。康熙之所以没有对韦公赶尽杀绝，就是因为他看透了韦公的为人——非但不学无术，而且贪生怕死，他既不愿意做大清朝的纯臣，自然也不敢做天地会的义士。

另一方面，韦公未必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但绝对算是一个知命的智者。他很清楚自己是其实就是妓院龟奴的料子，也很明白权威日炽的康熙是怎样的心理。终其一生，他即便流氓作风不改，却始终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居，在对方开始猜疑自己的时候果断挂印封金而去，甚至其后隐姓埋名逃避追查，简直就完美体现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句老话的真义。

而鳌拜，名门出生的他太过眷恋权位，太过轻视皇帝，又太过迷信自己的能力，心中甚至没有勇流急退的筹谋，在政治斗争中沦为牺牲品，实在是应有之义。只是优汰劣胜、忠去奸存，他的下场也足以令人扼腕叹息再三。

（五）

忘记了是谁说过，终清朝一代，唯有奴才，不见大臣。这种说法，未必公允，但鳌拜的陨落与韦小宝的勃兴却为之做了最佳的注脚。号称“尧舜禹汤”的康熙大帝如此的选人用人，也不可不谓下作之极。

康熙除掉鳌拜的布局或许可算精妙，但说到底，这就是一种“武大郎开店”的猥琐心态在作怪，他宁愿纵容无数韦小宝的贪污腐败，却受不了一个鳌拜跟他分享权力。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康熙的吏治腐败依然——前文就已表过，满清赖以立国的八旗雄兵在当时已不如汉军，这恐怕与韦公庸人当政、鳌拜良将殒身不无关系。

一以贯之的强干弱枝，会严重挫伤整个肌体的执行力。《笑傲江湖》有着比《鹿鼎记》更生动的体现。华山派掌门岳不群不但严守祖师所谓剑、气之别，党同伐异，而且授徒多作保留，以至于门下弟子除了令狐冲外武功无一靠谱。结果，这支庸人军团在面对剑宗反攻时无力还手，在嵩山“十三太保”的多点开花下更是难有抵抗之姿，简直成了五岳剑派中最为孱弱的存在。

枝叶越是无力，主干就越是执迷力量，就越容易陷入不断扩张的死循环中。手下无将可用，岳不群铤而走险修炼《辟邪剑法》，方才勉强称雄五岳。此时他武功固然是突飞猛进，但也蒙受了不可恢复的重创——挥刀自宫，自己也彻底沦为一个心理、生理双重变态的怪物。

这显然也是一个政治影射，庞大且失去制衡的权力必会航向异化，在无形中扭曲人的心灵。晚年在储君问题上摇摆不定、对诸王子多加猜忌压制的康熙，其实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权欲旺盛、阴暗变态的岳不群呢？当年小玄子的义气热血，相信早已被他自宫去势，弃如敝屣矣。

（六）

细究康熙之强干弱枝，确实可谓开历史倒车的下策，但也确实算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无奈举动。满清入主中原，由奴隶制的部落迅速进入封建帝国的行列，倘若不能着力强化皇权的震慑力，这一个新生的王朝恐怕就会面临着分崩离析、重返原始部落的命运——可惜的是上天并没有给满清太多的时间，加强皇权固然适合一个刚刚脱离野蛮的民族，却绝不适应当时17世纪虚君实相、君主立宪的潮流，庞大的满清帝国很快就陷入冗员低效的陷阱中，百余年后即为西洋所远超。

这也可算是康熙曾孙嘉庆反腐整风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落后于生产力需求的低能政治制度必然会大量滋生腐败，而制度性腐败绝不是靠办多少案、捉多少人能够解决：嘉庆在打倒巨贪和珅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活动，却依然无法扭转朝廷上下贪腐怠政之风——只要落后腐朽的制度一天还在，有多少个鳌拜、和珅倒下，自然都会有同样数量的韦小宝补上，然后迅速地成长为凶猛的蛀虫，继续钻空国家的根本。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的欧洲诸国早已萌生了“将王权置于法律之下”的法治思想，可这偏偏不是宣扬“君权神授”的康熙所具备的优点。从整个过程来看，康熙除鳌拜乃是依靠“先拿人、再定罪”的方法，其对法理的违背简直可以媲美于秦桧“莫须有”害岳飞。抛开权力斗争的种种原则，在这样一个可以被统治者肆意操纵、肆意解释的司法体系之下，康熙跟鳌拜本人其实有何不同，所作所为何尝又不是擅权滥杀呢？对于神州亿万苍生而言，这绝不是什么拨乱反正、为民请命的好事，无非就是一个独裁者取代了另一个独裁者而已，对世道民心的好转谈不上任何的贡献。

（七）

不禁想起了那首为康熙大帝谱写的《向天再借五百年》。严格来说，这首歌写的并非只是康熙一人的心愿，更是古往今来无数君王的理想。他们或雄才大略，或着意守成，或盖世神武，或文采风流，却无一不绞尽脑汁，希望自己的帝国千秋万世得以传承。

可兴国之计同样埋下了亡国之根，相信康熙等人泉下有知，想必也会为自己的徒费心力而啼笑皆非。

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冰冷坚实，绝不为意志所转移。在它的面前，不惟康熙，我们每个人谁不是失败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