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二_故事传说_泰山_五岳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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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蒋介石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需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地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吗？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

迁都到洛阳

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的办法是一面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准备逃难。他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来跪在大家面前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大吵闹得不成话。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的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方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大家都说蒋一定另有阴谋。

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地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这是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很痛心的事。

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倌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堂倌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鲜活的鱼。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以后，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

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往北到泰山去了。

我在泰山时

我住在泰山，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主持。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后来我知道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李顿到了南京，招待他就好像仆人招待主人一样，同时令各草棚之平民把他们的住房都拆去，由此可见是多么恭维国联调查团了。李顿来到泰安，雇了二百多顶轿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不可。顾就找县长周百锽，周就找两个轿夫头，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因此李顿就不开车，县长周百锽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太不公平。我把县长周百锽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一找。周县长回去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无论怎么样，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武官吏大多数是怕外国人，那种怕的样子一点道理都不讲。常说的话：“平时以礼相待，有事据理相争”，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个人，你能说话我也能说话，万不能以为是外国人说的就是对了。外国人很多是明白道理的，他看你就会说是是是，他也不会看得起你。

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若说那些军人，死伤之后，更是无人闻问。因这一件事情，地方是全都糜烂了，死伤那么多的人，枪炮子弹是国防的东西，也都自己消耗完了，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代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一·二八”上海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作战呢？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我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它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日本海游一支兵就攻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打仗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当时日本人骂中国的军队说，你们的腿跑的那样快，使日本人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可见日本人是怎么样轻视蒋介石的兵了。

何梅协定就是何应钦和日本梅津定的条约。何应钦是代表蒋介石的。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来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还是不抵抗主义。蒋介石的嫡系队伍一个也不来，又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的人心，全国的舆论，没有不在痛骂无能的政府。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二十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你走。”又说,“这里不安全的很！”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我告诉你一就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三十万兵，就抗三十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那这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了，打死两个就赚一个。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的都对，李忻跟过你二十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转为帮助抗日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站起来不要哭，有话可以说。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当时吉鸿昌愈哭愈痛，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一九一三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人，后来发展到一百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吗？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吗？有什么难过。”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就是当天有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带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医院。蒋的官吏不来帮忙，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当蒋介石的走狗们，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全国几十省而论，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庞炳勋把陈旅长打了两个耳光，庞说：“我没有说打冯先生。”说着就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八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蒋介石以为谁都可以帮助他来杀人。其实是不然的，人家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愿意救人民，不愿杀人民。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帮他来做杀害中国同胞的事。这位刘先生，在国内国外，大家都道他是一位前进分子，这一次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就有些不明白内容的朋友们，对刘先生冷讥热讽骂得不亦乐乎。后来忽然被通缉了！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偷出来，交给人民一方面的人们，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把刘先生偷出来的计划和地图，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不久，就知道是刘先生偷的，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他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哪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有一家人看见刘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了，逢人便说，梁先生家里来了两个蛮子，快去看吧！每天都是挤不动的人，都到家里去看蛮子，这样恐不到两星期，泰安城里都知道了，由此可知乡村里不能住。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他不愿升官发财，不愿帮着屠夫杀人，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来源：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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