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生命中最真实的写照。
他的一生游离于痛苦与艰难的抉择之间，却活出了满满的厚重感；他用泰山和鸿毛来警醒世人，同时也在拷问着自己：什么才是生命真正的重量？
直到我们翻开《史记》的时候才深切地感受到，原来生命果真如他所说过的那样，既可以高到山巅，又可以低落尘埃。
“西汉文章两司马”，他就是其中的太史公——司马迁。
提到司马迁，不得不提的，是《史记》这本影响了中国史学两千多年的巨著。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梁启超盛赞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千古奇书，其背后却倾注着作者无尽的屈辱和心塞，近乎是由血泪浇筑而成的。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家庭，其先祖曾是周朝太史，掌管天文和编史工作，父亲司马谈则是当朝太史令。受家风影响，从小司马迁就聪颖好学，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基础和文学修养，后来司马谈去世，司马迁不仅子承父业，更是继承父亲遗训，励志重新编篡古今史论。
司马迁上任时正值血气方刚，一心想要报效国家，在当时以直言劝谏著称，也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器重和信任，仕途平坦，步步青云，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圆满，，仿佛让人看到了司马史家中兴的希望。但是生活总是改不了无常的秉性，老天爷总是喜欢在你顺顺当当时候拌上一脚，并引以为快，于是踌躇满志的司马迁摊上事儿了。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遭遇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当时汉朝远征匈奴，李陵向汉武帝请命，要以五千兵士奇袭单于王庭，不料行至浚稽山时遭遇匈奴八万大军，李陵孤军奋战八昼夜，后继无援，无奈弹尽粮绝，兵败降敌。消息传回朝廷后，武帝震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上书反对，他认为李陵是忠义之人，不会背叛国家，降敌只是为了活下来寻找机会再次回报国家。
但是，前线回来的公孙敖谎报说，李陵正为匈奴练兵意图反攻大汉，武帝大怒遂诛杀了李陵三族，连带着司马迁也治了死罪。不过在当时却另有一种方法，虽让人生不如死，但胜在可以保住性命，那就是接受宫刑。
宫刑是汉朝的五大酷刑之一，受刑之人除了要承受身体上的摧残，还要承受心灵上的创伤，对人格是极大的侮辱。在那个“名节高于生命，玉碎不愿瓦全”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年代，选择宫刑显然会背上一世骂名，甚至累世讥嘲。
面对社会上的舆论压力和内心深重的耻辱感，司马迁也一度悲痛欲绝到想要自杀，但是一想到父亲临终前的教诲，想到三千年来往圣绝学的不断流失，司马迁迸发出异于常人的勇气与毅力，面对生活的磨难与耻辱，面对生死之间的考验与抉择，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忍辱负重接受宫刑。
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就此消散，生劫虽去，但余波难平，此谓心劫。
出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体征上的变化——胡子变得稀疏，声音变得尖锐，司马迁一度耻于见人。但他却从未消沉放纵，在生活和心理双重的压力下，他仍然兢业于自己的使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很久之后，好友任安获罪入狱向司马迁求救，在回信中，司马迁曾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解释说，“兄弟啊，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上回李陵的事让我心有余悸，如果当时不是靠着一口气强撑下来，早就投河自尽了，但一想到周文王在狱中推演《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就又觉得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而想当年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好青年，也有未酬壮志，虽然活着耻辱，但是还是决定学习先贤的人生态度，忍辱而生。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会给你关上一扇窗，但往往又会替你打开另一扇门，能否藉此推开这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态度。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行动成就未来”，司马迁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真谛。
在苦难面前毅然不倒，坚持初衷，最终留给后世的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司马迁的人生态度决定着他的成就，苦难与辉煌并存，能否有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考验着当时正经历苦难的司马迁，正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支撑着司马迁完成了旷世之作《史记》。
生死之间的抉择不外如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稍有不快便爬楼顶寻短见，有条少条命都禁不起这样折腾。古人受到如此大的委屈和耻辱都能坚持着活下来，而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小打小闹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佛曰七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人生路长，苦更长，重要的是要学会看开，学会善待，而不是和生活争个你死我活，头破血流，这样下去只会有一个结果——鱼死了，网没破。
这世上本没有相仿的人生，可命里的伤痛却又大抵相似，大概是因为个人对待苦难的态度不同罢。或许此生你不会有震古烁今的光辉成就，也很难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你却可以有一个好心态，就和知识一样，这是谁都无法剥夺的生命财富，只要摆出一个积极乐观的pose，你仍然是生活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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