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第五，现实观
中国人自古的农耕文化，土里刨食，靠天吃饭，最讲求实际，不象地处热带的印度人崇尚玄想，相信来世。也不象西方人作上天堂的梦，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中国人务实，不信来世，也不修来世，重视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注重修身，崇尚大同社会，有高远的理想。既有理想，又脚踏实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性格。到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日益脱离原始宗教影响，由天道转向人道，由宗教转向社会，重视现世，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处世有其规律，人的修养和行为对于自然和社会能够有所作为。由此中国哲学要求人在生活中体现其思想，又重视实践，身体力行，将自己信奉的道在对自己的家庭、宗族和国家所尽的责任义务中表现出来。所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不满足于发现真理、坐而论道，一定要诉诸实践。后世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如果做了高官，更不必说做了御史，就要谏劝皇帝的错误，而且不惜生命。否则就不是儒者，故有“文死谏，武死战”一说。忠言直谏的人，尽管会遭遇不测，但总是名垂千古。不象西方哲学家，只演讲著述就算尽到责任。而中国学者认为必须将自己的主张反映于政府的决策中，并视其为生命。这个优秀传统春秋时就有，后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如宋有文天祥，明有刘宗周，清有史可法；现代有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等等，后者虽然是共产党人，但都是同一种儒家入世救国的殉道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32）“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死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其中表现的不仅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也是杀身成仁的儒士风骨。这样的志士仁人，在中国只有通过以儒学为基础的严格的教育才能得到。所以中国人最重视教育，钱穆先生说：“教育主于启发和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33）
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慧根再植
（接上篇）中西文化不同，塑造出来的人也不同，表现为各有不同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包括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伦理、气质、人格、行为规范，等等。“我们是谁”的问题，主要是从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去界定，也就是文化结构的第一层次即精神文化，而不是根据成果文化去界定，例如根据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浅层次来界定。亨廷顿说西化在全世界失败了，就是指精神文化层面而言。世界其它国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例如伊朗总统内贾德，永远都穿一件西装（永远不打领带），丝毫不影响他挑战美国。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文化长期熏陶出来的一些优秀品质、气质在近现代中国人身上有所继承，有所发扬，也有所削弱。弘扬传统文化，需要了解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一）价值观
春秋时代原始宗教衰落，周孔教化取而代之，中国文化进入了成熟期。由于历史公认周孔二人对中国五千年风教文化的形成贡献最大，即以周公代表西周以前的人物，以孔子代表他以后的人物，故称周孔教化。周孔教化，不是宗教，而高于宗教，故又有“大教无名”一说。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一种大生命观，由此产生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国文化的方法论特点是天人合一大生命的总体观，西方文化是部分观。故中国古代重社会人文，不重自然科学，且宗教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如道教），辅助人文，叫“一天人，合内外”。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一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不存在好与不好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社会）、人文、道德，某种程度上还有宗教，四位一体，独一无二。
儒学被称为中国哲学之王，成为中国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体。两千多年来，中国是儒家的天下。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富于创新能力的思想家理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者。儒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道德的作用。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源于古人长期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荀子说：“人生而有欲，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欲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34）树立道德的地位，目的之一就是要平衡物与欲之间的关系，要息争（同时辅之于外部规范）。息争，社会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所以中国儒学应是深谙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儒学以树立道德权威的力量建立社会秩序的思路不同，基督教是以树立上帝权威的力量来建立社会秩序。所以儒学是向内求诸于己，发掘人性中的仁义，建立一套理论，引导人向善。人人修身，向善，向学，社会就有秩序。仁义这套儒学的理论入情入理，能打动人心，深入人心，加以树立榜样，崇尚圣贤，人们自然就信服道德，崇尚道德。当然不能光靠说教，息争又需要有具体办法，这就是礼的由来；这一切又都需要智和信。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重视道德，就要教导作人的责任和理想，由此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持续巨大的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持续几千年于不坠，直到今天还在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儒学在这方面的伟大创举和这个特点，在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中国历史早期最重要的转折时期，起到了引导中华民族社会走向统一和秩序，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起到规范中国社会和人们行为的伟大作用。
由于《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后人整理且是以问答录的形式写出的，表面上显得散漫，其实孔子的思想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体系，而且是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脉搏息息相通的，是一个跳动着生命力的有机体。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生当分身、家、国、天下四阶层，而修齐治平其道一贯。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纲挈领最要一说法。”（35）沈曾植先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大学》中已经提出了（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方法。只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昭示的程序，即先弄懂中国人个人行为的原则，这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然后再检查一下，看看这些原则如何运用和贯彻到中国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最后，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用于研究政治及国家的管理制度。这个程序，当然只能大体上得到贯彻，要贯彻到底，学者必须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去契而不舍地追求。”这也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二位一体，修齐治平四个环节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在在都以崇高的大同理想和高度的责任感相联系，具有路径依赖，既高尚、博大而又合理，且务实。它唤起人内心的仁，从人性中父慈子孝之爱推己及人，主张仁者爱人，围绕五伦关系，由近及远，及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虽有差等，但却是真正普遍的大爱。墨家主张为理想献身，“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而且身体力行，也非常可贵。但又主张兼爱，不讲亲情，没有差等，也就不近人情，所以不被后人接受。西方基督教教人爱上帝甚于父母兄弟姐妹，不仅不近人情，而且不容异教，所以根本上是虚伪的爱。儒学通过礼来建立孝悌忠信，不象西方价值观是为了自身的救赎。基督教所谓救世，理论上极其空洞，虚无飘渺，实践上为强权政治所利用来谋私。儒学不是宗教，将儒学视为宗教是西方观点，孔子从未自视为先知或教主，相反明言“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36）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也从来不把孔子当作先知或教主，而是尊为圣人和先师（大成至圣先师）。圣人是人，不是神。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朝解体，列国纷争，政局混乱，神州板荡，生灵涂炭。这些概括语对于今人来说都嫌过于抽象，混乱到什么程度？司马迁说：“春秋之中（计年——引者），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7）周朝解体，就是封建制度解体，垄断土地、宗教（文化）和武装三大资源的贵族衰落。衰落就是许多贵族成员失去土地和武装，只剩下历史积累的与宗教相混杂的学术、知识和最初的理性，就是文化了，这就是最初的士人。士，原指执戈佩剑的武士，贵族既垄断武力和文化教育，武士的教育就是最高等的教育，也包括学文。这在当时是最高等的享受，在古代贵族心里，文化高于物质享受。所以中国又有精神贵族的传统。时代变迁、贵族衰落以后，士由春秋以前的武士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士。在一段时期内，文士也要习武，也要佩剑，也要弯弓骑射。所以，孔子开的六门课（“六艺”）里有“射”、“御”，“射”是射箭，“御”是驾御，就是骑马赶车。所以中国的士原是能文能武的。再后来，佩剑就日益成为装饰，再后来就干脆偃武修文，“百无一用是书生”了。另一方面，学术文化既流落民间，平民中也必然产生士人。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来源和构成，孔子是贵族出身，属于前者。士非从孔子起，但是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必然光大士风，特别是孔子的“有教无类”乃是中国文化教育也包括政治划时代的创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学术平民化的时代，也开创了秦汉以后布衣卿相的局面，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人无生而贵贱者，于是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歌谣。所以孔子不是维护奴隶制（中国历史上有奴隶，没有奴隶制），不是反动派，而是起了加速瓦解封建制和在文化、教育、政治上划时代的历史作用，是进步派，是中国先秦三千年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和后两千多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政治制度的总设计师。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比法国大革命要早多年。又春秋战国兴亡变动，政治竞争导致人才竞争激烈，故风行养士，如春秋四公子各自门下食客数千。士一旦被养而成为风气，就不免鱼龙混杂，往往有鸡鸣狗盗之徒混吃混喝，有真才实学者不甘心于吃大锅饭，于是有“长铗归来乎”的故事。士的现象为中国历史文化所独有，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珍品。西方基督教文化出不来士，中世纪法国骑士文学多为虚构，且西方骑士专以追求爱情、荣誉等个人利益为趣，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法国人的浪漫无度，得以有萨克齐总统任上离婚再娶、与布鲁尼夫人的姻缘和许多趣闻，也是由来有自。
春秋时代的中国逐步走向统一，社会急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百家蜂起之中，儒学影响最大。在周朝解体极度混乱的世道中，孔子以如炬之历史眼光，以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社会博大的人文关怀，创立了以仁为最高价值，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世道、教化人心的儒家学说。在孔子身后年产生的基督教，其社会历史背景和用意也大体如此，但是价值标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大异其趣。基督教的教化人心是以实力（权力）为价值标准，从外部设想一个上帝，上帝残酷而暴虐，拥有无上的权力；又设定人性恶，有原罪，需要救赎，实际上是用一个虚拟的并不存在的强权（上帝）恐吓人民，使其因畏惧（下地狱）而生服从，进而取得规范社会秩序的效果。所以西方崇拜强权，历史文化根源在此。
孔子学说的最重要部分，是他的道德学说，也叫成德之学，它以性善论为思想基础。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教育来唤起和激发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善心和亲情，引导和鼓励每个人（“自天子以至庶人”）树立理想，修身成德，进而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缺乏总体把握，故理解肤浅，如孟德斯鸠说中国“其民为气柔而为志逊”，认为是长期帝王专制统治的结果，其实不懂这是中国文化的修身功夫向内用力的结果，恰恰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性。中国人重道德（表现为老子先于孔子有《道德经》），进而重伦理，甚于重知识、重逻辑。君子的道德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就要“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8）儒学特别强调道德的地位，由此从人性中发掘出仁、义、礼、智四个价值判断，也可称之为人性和决定（或规范）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
仁和义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西文中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无法翻译。通常译为慈善、善意或博爱（benevolence，goodwill，humaneness），词不达意，也是不得已。子曰“仁者爱人”，但是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爱，仁是爱的源泉，爱是仁的本质。张君劢先生认为：“从新儒家的观点说，仁是爱的标准，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对父母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兄弟姐妹的爱，对儿女的爱，以及对国家的爱。”（39）这是说儒家的仁主张爱有等差，爱有等差是近人情的；没有等差的博爱，基督教教义主张的爱上帝甚于爱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不许爱亲人而只爱上帝，是不近人情，便成虚伪，故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儒学就是仁学，正因为仁极其重要，所以开蒙以后要读《四书》。现在《四书》开始进了大学讲堂，是件好事。否则从小学英语，不学国学，一路到大学，全是西学，毕业以后作人大成问题。以医学为例，古人认为，医乃仁术。医院，如进“人体零件修理厂”，许多人、事不为病人着想，有啥仁术可言？
儒学的核心和本质是仁，也就是说儒学认为精神价值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价值，仁是热爱生命，追求精神，不是追求物质。由仁派生出义，决定了中国人与人为善、急公好义的处世之道。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道德优势所在。相形之下，西方文化重利轻义，是热爱物质，追求物质，而且不择手段。又儒学提倡孝道，既符合人性，又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社会剩余产品不足、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离退休待遇和养老金的时代，“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社会道德水准以及表现人类终极关怀的意识形态，又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社会安全阀。现在也是一样，如果市场经济把孝道砸烂，中国社会将变成什么样？所以《大清律例》中，“不孝子”就是刑事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不容，于是只好投靠洋教，寻求保护。所以，晚清的洋教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现代西方老人，最羡慕中国的孝道、亲情，可惜基督教不产这种文化。一位在日本和中国都生活过多年的西方人说：在日本住的时间越长，越不喜欢日本人；在中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喜欢中国人。不久前去世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说：“一想起周总理，就更加喜欢中国人。”这固然由于周恩来个人的品德超拔，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文化重道德、重情谊。某些西方人特别是政界高层人士仇视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恰恰是暴露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了解中西文化的区别，对于西方媒体最近和以后也
难免的鼓噪就容易理解了。
对西方人来说，义比仁还不可理解。义通常解释为正当、适宜或正义（right，righteousness，justice），都无法表达出中国人的义气。电影《李小龙传奇》中主人公李小龙的美国妻子对他处理亲朋好友乃至同胞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义气，起初毫不理解，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义字，中西文化不同，所以莫名其妙。正因为义为西方文化所没有，所以新中国虽然穷，却在国际事务中树立了急公好义的形象，颇具软实力。
礼原是指祭神祀祖，也指礼节、仪式等道德规范，也有礼貌、谦逊和敬重的意思。这个字用得很广，以至其意义有些模糊不清。智指认知或知识。仁义礼智这四个指导中国人行为的基本原则背后，就是人性的背后或深处，有一个东西，就是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孔子不谈天道），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与老子认为道乃万物之母，西方哲学所谓“绝对观念”，都很接近。这就是古人的认知发展到儒学所秉承的观念，宋儒叫作理。程颐说“性即理”，也是这个意思。张君劢先生说：“道是普遍观念，理则较为具体特殊。”“宋以后，道和理可以通用。”（40）儒学，其实是“道”学。不是老子的道学，而是致于道之学，即孔子的儒学可以用一个“道”字加以概括。孔子的“道”学，是指最高的真理和意义。这就是儒学的价值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表现出儒学重精神价值，高于物质。这也是儒学要使人活得象人，而区别于动物。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中国文化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主动区别于禽兽，过人的生活。这种区别于动物的文化自觉，西方是直到17世纪前后才有的（如莱布尼茨）。孔子又将其学说分成“道、德、仁、艺”四个部分，其中有密切的逻辑联系。其中艺，相当于现在的专业。在儒学中，艺处于末位，专致力于艺，就成了器。而“君子不器”，就要道德仁艺兼备，就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1）在孔子看来，他培养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国家栋梁，必须成为“大人儒”，而不能成为“小人儒”。所以樊须问圃于孔子，孔子骂他“小人哉，樊须也！”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是典型的儒家观念。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以天下为己任之气，不是谋身致富贵之气，在孔孟看来，“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是终究是“小气”，或“小器”。
于是儒家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其中特别重视修身，而且要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如此重视修身，乃由于中国人在哲学上非常重视对心灵的修炼和控制。这是因为人内有自私的念头，外有物质的诱惑，会有心魔（借用佛家的用语，道理是一样的）发生，人心往往为物欲和偏狭所蔽，所以需要净心，净心才能得道。程颢反复说，耽溺于外物，如耽于赌博，搜藏珍宝图籍，玩物丧志，使人迷失心神。同理，耽于名利、权位、金钱、美女等等，也迷失心志。张君劢指出：“中国人的方法是不将自己对外界封闭或隔绝，而将其心灵当作为主人，以为行为的尺度或标准。这样，人便不会有迷失的危险。”（42）他还说：“周敦颐的无欲、朱熹的致知和专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些便是达到真理标准的三条道路。”（43）“文化大革命”中大闹“斗私批修”，其实“斗私”来自儒家的修身思想，所以，虽然“文革”否定传统文化闹得轰轰烈烈，却如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到了南天一柱，在柱子底下尿一泡猴尿，结果还是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中国人离不开儒家思想，这也是一例。近年来反思改革，搞得教授名声不大好，网上对“叫兽”的叫骂不绝于耳。其实是现今的学者“生不逢时”，现在的世界太精彩，诱惑忒多，为孔丘宋儒时代所不能比。人非草木，如何能够“净心”而“无欲”？《大学》第二句话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今人的问题在于不能“知止”，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没够，什么也放不下，不能净心，也就不能得道，于是就离张君劢所说的三条真理之路“渐行渐远渐无书”了。最后搞得自己也不无苦恼，表面看很多人风光八面，似乎很快乐，其实那也是“苦恼人的笑”，只是内心的苦恼不足与外人道罢了。也不能只怪现今学者官员，因为近代流行西化，西方人就不讲修身，没有这一套观念，中国人乃“多此一举”。这是由于西方人的哲学重事功，不重道德，乃向外求，不做内功（教士也往往是假做，结果老是爆出丑闻），是外向型哲学，产生“外向型”经济。既是外向性哲学和“外向型”经济，美国发生金融海啸，中国人成为替罪羊，还要拉中国垫背，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大学》开宗明义就将“明明德”的大学之道和“修齐治平”的做人宗旨阐明，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中最重要的一部，而《四书》则是中国人必读。如《圣经》为西人必读一样。可见，现在中国人适当地读经，也是必要的。建议政府干脆每人发一本，13亿本，同时开展读经和读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读书活动，既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民族软实力，又可以刺激内需。
道德社会的维持，主要不靠强制而靠自觉，更靠教化，以教化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培植礼俗。这种社会重任只有士来承担，所以士尤见重于社会，列为四民之首。这也不仅由于士的社会功能重要，也由于士读书明理，以身作则，才有资格主持风教，为人师表。有了士的教化引导，形成礼俗道德社会，人的行为受到约束，才有秩序，农工商始得安居乐业。所以，士人作为“劳心者”不事生产，却有重要的作用而享有社会地位。即使贵为君主，也有其师，在师面前，也必执师礼。西方以上帝震慑王权，中国则以师道，所以叫师道尊严，又谓天地君亲师。现如今也难怪师道没了尊严，主持风教者不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某些师本身也忒没个模样，斯文扫地，社会风气也就扫地了。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套以德治国的有效理论，在秦汉以来的政治实践中则是德治和法治并行。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两千年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过程需要有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而且政府要由具有儒学教育的优秀的士君子组成（学而优则仕），并制定一套礼教，教化全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于是社会从混乱和堕落走向有序有德。近代西方入侵，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引狼入室”。狼都入室了，以德治国就不灵了。人类的理想境界其实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原是西方“无德社会”没办法的办法，发展资本主义更需要以法治国），这在《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中表现得最明显，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圣贤执政，在人民之上保留了武士和官吏等级，还有奴隶，所以仍有强制倾向，不如中国大同社会更“理想”。西方从没有以德治国的历史和经验，想都不敢想，因为在西方历史上道德的地位从来就没有立起来，更不要说达到中国古代的道德高度和治国平天下的成就，所以只有以法治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果人的素质归根结蒂是道德素质上不去，或掉下来，一句话，如果人不行，什么以法治国，统统都不能治本。即使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道貌岸然的法律背后，掩盖着无数肮脏龌龊的交易。盲目迷信体制包括法制，是改革以来输入的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神话。于是什么都成了体制问题，“老妈子不会倒马桶”，也成了体制问题。改革中推动这种思潮泛滥的根本用意，在于把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演变至今的现行体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扳倒，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改掉，将中国搞垮，改革就“到位”了。
人生有阴阳内外两面。人与动物一样有欲，饿了要吃，渴了要喝。这是人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即都有一个身世界。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人有一个心世界。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是人，都有一个心世界。所不同在于中国人特别重视心世界，认为心世界乃真人生，所以特别将心世界置于身世界之上。还认为，身世界的欲的特点是不能放纵，否则欲壑难填，会酿成祸乱。中国人很早就了解这一点，为了区别于动物界，为了人类社会的和合，中国人特重道德，表现为儒家特别注重修身，乃有意贬低物欲，压制物欲。这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历史传统，也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根源。至孔子创立儒学，上升为一种理论，倡导一种高尚的道德人生观，自己身体力行，后人景仰，成万世师表。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毕生加以提倡。孔子学说最近人情，视富贵为浮云，不是仇富仇贵，以富贵为敌。说中国人仇富，这是误解，或是曲解，老百姓仇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不义而富且贵”，在孔子可以“于我如浮云”；在温饱不足的百姓，就难免仇视了。孔子并不反对有条件地追求富贵，他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执鞭之士”，就是赶马车，现在就是司机，也是靠劳动求富贵，没有什么可耻，也是“取之有道”。“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则是一种以我为主，不以心为形役，视富贵乃身外物的洒脱态度。富贵如不可求，决不死乞白赖，一棵树吊死，愿意干点啥就干点啥。只是强调富贵要取之有道，主张“不以其道居之，不为也。”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不是无欲或禁欲，可见孔孟之道是近人情的。这与后来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演变成假道学，不是一回事。所以，棍子不能乱打。这种强调将道德置于崇高的地位，置于物质和富贵之上的人生观，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西方人虽不能说没有心世界，但不以为重，不去向内开掘和发展心世界，而专一向外发展。向外发展就是重视物质，重视目的，不问道德，放纵欲望，不择手段；争夺财富，争夺权力，争强好战，无日无之，花样手段层出不穷，终于走火入魔，不能自拔。于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历来是竞争关系，弱肉强食，不利沟通，不能和合。直到今天，人类向外部已经在探索太空，但是由于美国等引领潮流的强国，不负责任，人类内部已经濒于核大战的边缘。中国人自古至今遇事不谐，反求诸己，即向内求，利于和谐；西方人遇事总怪别人，强调客观，即向外求，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西方文化是致乱之源。
精神价值的最高体现是道。道是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士大夫人生的依归。士君子必须立志，而且要“志于道”。而“志于道”就必须修身寡欲，故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追求道是人的理想、信念。以道自任，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显著也最可贵的特点。道在士大夫那里，成为一种政治追求，也成为一种人格规范。所以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有了道，心就有处安放，放心则心安理得，精神有所寄托。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此即一人承担了历史上“六经”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是因为心中有天下，有道；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千古绝唱《史记》，也是由于心中有道；岳飞作《满江红》、文天祥唱《正气歌》，从容赴死，还是因为心中有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心中有道，有理想，就能够参透人生，更贵在能够实践和做出伟大贡献。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数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包括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幸福，慷慨捐躯，也都是心中有道。这个道，在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心中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岳飞的忠君是形式，本质上是忠于民族），后者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中都有民族主义，都有人民幸福、社会大同的人间大道相通。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发言最后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并言行一致终身不渝，也是因为内心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内心有“道”，有远大理想，必然公字当头，重义（主义）轻利；内心没有“道”，没有理想或放弃理想的人，必然私字当头，见利忘义；两者作人行事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不难识别的。
人生一旦有高远的追求，做事还来不及，哪有时间郁闷、浮躁？正是道生志，志励士，这方面历代传人，史不绝书。中国历史上伯夷、叔齐，屈原，司马迁，文天祥，方孝儒，史可法、谭嗣同；加以现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无数共产党人血染的的风采；成为一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壮丽史诗，一部一以贯之、独步全球、举世无双的壮丽史诗。所以，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优秀士大夫，近代的志士仁人，不仅要大书特书，教育今人，传之后世，而且要翻译成各种外文，宣传全球，弘扬世界。士，今天叫知识分子；大夫，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公务员。其实已经不是同一概念。士大夫是要有担当的，就是负有民族、历史和社会责任的，不是有张文凭就是知识分子的。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了一个定义，认为要同时具备以下八项条件乃成为知识分子：①要有丰富的知识、见识。②要有崇高的无私理想。③要有强烈的独立精神。④要有旺盛的批判精神。⑤要有高度的分析能力。⑥要有真正的志虑精纯。⑦要有足够的社会关怀。⑧要有坚韧的抗压能力。（44）这个定义，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却符合儒学关于士的原意，相当严格，自有一种神圣在内。
通过人生行为的意义来提升人生的价值，从而使得人真正成其为人，即“君子儒，非小人儒”，表现为中国人一种积极上进的人生观。电影《士兵突击》中许三多说：“打扑克没有意义。我爸告诉我要干有意义的事。”这句朴实的农民语言其实是“近道”的，可见“道不远人”。如何能够得道或近道？这就是孔子的成德之学。孔子的成德之学包括三部分：一是成德的工夫，修身齐家；二是成德的理想：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治国平天下；三是成德之教：以身作则。这三者中，修身是儒学的命脉，也是治国平天下政治实践成败的基础。历史证明，离开自我精神修养和行为约束这个基础，社会政治的道德理想和政治实践，便成为空中楼阁。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归于失败。这方面的例子，从古到今，不胜枚举。所有及身而败或身后遭谴的例子，无不有修身不够甚至不修身的内在原因。孔子的成德学说，在于塑造社会中坚即士大夫阶层的高尚人格，同时也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甚至可以为理想献身（杀身成仁，为国捐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从成德之学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所达到的世俗社会的高度，而在于他的人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所达到的功夫、境界。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一无所成的人，但是他的自我完成并无亏欠。这就是儒家非功利的人生观。所以，中国古人是靠道德立身，靠道德立国，甚至靠道德治国。道德立起来了，人才立得起来，国也才立得起来，立得久远。所以，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朝闻道，夕死可矣。”（45）“士志于道，”（46）“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7），“吾道一以贯之”。“君子谋道不谋食”（48），“君子忧道不忧贫”（49），“人能弘道，非道弘人”。（50）道是人生的价值，是源于孔子在中国古代经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生命的体验和领悟：“我欲仁，斯仁至。”（51）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道德是用来指导自身和社会行为的，道德通过儒学潜移默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文化的DNA。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道德至上，不善言辞（“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52）），崇尚只做不说，或者做不到就不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53）），至少是言出行随（“先行其言，而后从之”，（54）），言行一致（“谨而信”，（55））。西方不是如此。古希腊哲学是“广场哲学”，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这些西方的宝贝，都来自广场辩论，与行动无大关系。所以西方人善辩，长于演说（就是忽悠），言行脱节甚至不一，是由来有自的。至今美国总统选举，打口水仗，可以声嘶力竭，唾沫乱喷，吹牛许愿，信口雌黄，待到选票到手，登上总统宝座，政策如何制定，向谁（穷人还是富人）倾斜，打不打伊拉克，可以是另一回事。对于中国人言出行随，言行一致，“耻其言而过其行”，“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作风，西方人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不愿意相信。其实是文化不同。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的生存和发展是靠扩张和侵略杀出来的，得以立身立国，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实力永远是最重要的。西方在解决了近代早期的生存危机并暴富以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懂得需要道德，承认道德。但是他们是实力和道德二元论者，他们的道德是经验主义的，可有可无的，每临利害时，道德就不要了。甚至连面具也不需要，正如布什经常说的：美国利益至上。何谓美国利益？从卡特里娜飓风受害无助者和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大发其财者看，美国利益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而已。道德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化和生命中没有根，所以美国实力再强，也无法占据人类道德高地。不象中国，自古道德是用来指导生活和政治实践，是用来立身、立国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56）至今许多西方人内心（口头上决不）是鄙视道德的：道德多少钱一斤？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对待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态度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孔孟之道强调道德的价值，并没有错，而且与西方文明不无相通之处。耶稣也说，如果人失去了灵魂，即使他赢得了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小布什总统信教是虚伪。20世纪中国几度否定了孔孟之道，将其批得体无完肤，必然导致人性扭曲，道德退化，社会风气恶化。把修身也全盘否定了，实际上是否定了指导中国人的作人处世之道，摧垮了维护2年来人类独一无二的低成本高道德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西化流行以来，世道人心彻底变过了，不都是变好，变坏之处所在多有。所以现在社会许多问题，不是始自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古代观念，作学问也是作人，学问之道就是读书人的作人之道。孔孟批倒批臭了，难免出现不会作人，而向野蛮倒退的倾向。文化的革命闹完了，市场经济大潮一来，再让钱一闹，西化、市场化、经济人化，“香蕉人化”，实际上也就不免道德沦丧即人的野兽化了。20世纪西方美术史有昙花一现的“野兽派”艺术家，市场经济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化“野兽派”。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去啃中国传统文化这根今人一般不愿啃也啃不动的硬骨头，再下一番与时俱进的功夫，用来武装教化国人，再通过孔子学院传播国际，是中华复兴的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二）大人生和小人生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中国人的价值观以伦理道德为尚，梁漱鸣先生说：“伦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57）自古中国就是一个大家庭，所谓天下一家，就是大圈圈套小圈圈。国家是个大圈圈，国君就是国父，臣子臣子，就是国君之子。地方州府县治是中圈圈，都是父母官，下边都是子民。宗族家庭是小圈圈，更复如此。自古以来中国的五伦社会，象是一张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罗网，将每个人“编制”其中，所有的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网络定位，不是君，就是臣；不是父（母），就是子（女）；不是夫，就是妻；不是兄（姊），就是弟（妹）。每个人都有由其五伦社会关系定位所应尽的义务或责任。所以，个人是不能自杀的，自杀乃是对于所负责任的背叛。中国传统思想不尽承认个人的独立性，个人只有自己的人格是独立的，但人不是独立的，是伦理的，是家族的，是社会的，是一种伦理本位。这个伦理本位的文化特点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既有具历史眼光和大智慧者（从人性中发掘、提炼出父子、夫妇、兄弟三伦，再加以扩展至社会，有君臣、朋友两伦，构建成五伦社会，所以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总设计师”）的思想指引、制度安排，也有自然地理等因素，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历史贡献极大。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也必须如此。这一点与西方不同，这主要还不在于比西方基督教的“设计”高明，而在于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应是发自内心的德行，是一种道德价值。西方的伦理道德，不强调内心，只是一种行为规范。西方中世纪还不如中国，只有“一伦”，也是“天伦”，就是“上帝本位”，个人是属于上帝的，甚至不是父母的，只认上帝，一切听凭教会裁判。近代以来西方高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上帝本位乃走向反面，即个人本位，乃是通过个性解放，发挥才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清道路：劳动力成为商品。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随着向垄断和国家垄断发展，政府不断干预社会生活，已经是某种特殊利益集团本位。尤其在美国，个人隐私其实多被代表该种集团利益的政府侵犯。以现在的观点看来，中国古代的社会本位中人与人互以对方为重的原则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中国人认为以伦理道德至上的价值观，符合天地人伦之最高的真理即“道”，所以千方百计追求久远。人生有限，不能久远，只有文化传承于子孙后代，才能久远，于是有大人生的观念。中国人慎终追远，但不修来世（那是佛教观念），最注重社会人生。中国人认为，生命有大小之分。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这是指大生命，超越个人的生命。个人有小生命。个人的小生命寄寓在躯体之中，卑微而短暂；文化的大生命超然于躯体之上，广大而悠久。为了大人生，甚至可以牺牲小人生，牺牲个人性命。这样的人可以永垂不朽，所以中国人历来崇尚圣贤，不崇尚富贵。泼天富贵，哪怕是皇上，在文化上也没有地位，孔庙几千年来没有他们的牌位。这让有些帝王或准帝王内心很不爽，但是历史上没人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违，打倒孔家店。中国人砸孔家店，始于太平天国，已经是鸦片战争西风劲吹以后的事了。圣贤英雄、志士仁人，其躯体的小生命与常人无异，但是其事迹精神可以融入文化而长存，成为民族大生命的一部分，个人乃得到永生，小生命成为大生命。此所谓不朽，是精神不朽，所以中国没有木乃伊文化。早在孔子之前，鲁国叔孙豹已言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不朽即成为大生命，所以有中国人死求（身体）速朽，不制作木乃伊，但追求“三不朽”。司马迁论人生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实际上就是指个人的大生命和小生命。一个民族的圣贤、英雄、志士仁人的小生命，汇集成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时代的人文气象，世代相传，绵延古今，是为民族的大生命。大生命兴旺，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必然兴旺；一时不兴旺，迟早兴旺。大生命衰落，小生命难有根本起色；一时有起色，能否持续，终是问题。一个人，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以天下为己任，器局开阔，理想高远，才能有所作为，永远不会感到人生郁闷。所以，孔子曰“先器识而后文艺”，“君子不器”。所以今人也要读《孟子》，道理就在于此。由此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几千年来历代志士仁人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爱国主义和济世情怀。一些国人骂倒毛周，忘记了他们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为了掩盖自己数典忘祖和追求一己私利的人格的卑微渺小；一些西方人骂倒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害怕中国再出毛周那一代打不垮、骗不过的中国领导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不仅如此，还“进亦忧，退亦忧”，更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者，几千年如一日就这么执着，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情怀，举世无双，西方历史上没这种传统。中国百多年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民族斗争，一方面延续着中华民族的大生命，使之终于迎来了今日中国崛起的气象，就是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另一方面，百多年来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压力下持续不断的文明自戕，使得中华民族的大生命受到摧残，也为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伟业埋下不小的隐患。
孔子说“君子不器”。不“游于艺”，就是不器，不专务于一艺而“游于艺”。一旦流为器，往往就流俗了，小人了。这其中关于人生的精义难以为现今各种职业的专家所理解，须善加体会，其实是一种很高的人生艺术境界，一种极高明而潇洒的活法。现在人高唱“潇洒走一回”，是指身生活（感官）的潇洒；儒家人生的潇洒是指心生活（精神）的潇洒，是真正的潇洒。两者完全不在一个精神文化层次。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专业越分越细，弊端很多，所以西方大学本科注重通才教育，加以纠正。我们现在的某些大学，专业分得比西方还细，更不重通才教育，学生也追求成为“专家”，其实是专培养“器”。加以多年来又流行西方的“经济人”理论，所以，出来的一些学生不免人格矮化，心胸窄化，理想道德观念淡化，成了“小人儒”教育（“饭碗教育”），这是最勘忧虑的。
大生命、小生命是中华文明特有的观念，大生命中包含有中华民族生命的密码，其它民族文明无此观念，更非“经济人”理论的崇拜者所能理解。西方人崇信个人主义，只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基督教讲灵魂上天堂，也是个人（小生命）的事情，各上各的，更没有“民族魂”一说。中国春秋时代，也有主张个人主义的，但终不为社会所接受和承认，孟子骂：“杨朱为我，是无君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春秋战国的“尊王攘夷”和孟子的尊君，都是尊国家民族的大群，并非指单个一人，君只是国家的人格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今人跟着孟德斯鸠（欧洲君主早就从《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文化和体制的描述中得到启示，孟德斯鸠乃装聋作哑，还对中国倒打一耙，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虚伪的表现）随帮唱影，作狭隘理解，实际是误解。西方基督教又有“复活”一说，也只是基督复活而已，与中国人言不朽指精神，不是一回事。埃及人制木乃伊，也只是躯体不朽，非精神不朽。且埃及人善人体解剖，都是研究小生命，特别是研究局部。故西方人言人生，只是小生命，求不朽也只在物质上求不朽，终不可求；中国人言人生，不仅指俯仰一世，衣食温饱，而是大丈夫顶天立地（仓颉造“夫”字，乃有深意），上贯古人，下穿后世，在精神上求不朽（精神是现代语，古人叫魂气），故五千年中华民族大生命浩气长存。孔子的思想、德行和精神不朽，两千五百年后竟又借孔子学院“周游列国”，大有国际化趋势，就是一例。当年莱布尼兹曾设想欧洲各国应向中国要求派遣儒学“传教士”，向欧洲传播“和谐”福音以拯救欧洲于战火，如今各国竞相要求中国前往设立孔子学院。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何种内在联系，令人深思。
大人生与小人生的关系，是大人生由无数小人生所组成。中国人重礼，讲究尊卑长幼有序，故小人生在大人生中自有其位。在小人生中，尊卑的秩，视官阶、品级而定；长幼的序，按年齿而排。在大人生中，则按立德、立功、立言的贡献，分大人、中人和小人排序，与官阶和财富无关。孔子是一介平民，但后世尊孔子的德业为古今第一高位，帝王将相反而极少享有高名大位。孔子志存高远，心怀天下，在人类，在天地，不在小我，而在大生命以及天地大自然。孔子位尊，在于其人生价值和意义远高于帝王将相，用西方的话说是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人称这种人为大人，称圣人。稍下即有贤人，有君子，笔者为之造一词为“中人”，不很贴切。最小的，是为小人。孔子骂“请学稼”、“请学圃”的樊迟为小人。故有君子谋道，小人谋身，大丈夫谋天下之说。李斯因观厕鼠和仓鼠的待遇差别太大，受刺激而弃官从学（荀子），后贵为秦相。钱穆先生有一段妙论：“李斯为人，兴于鼠，亦仅得比于鼠。仓鼠与厕鼠，其为鼠则一。李斯亦终为一小人而止。观其临死前之告其子者，而可知矣。”（58）现代人把“大人、小人”这些观念都诸之脑后，代之以“成功人士”，即指身家亿万，住别墅、开豪车、一掷数万金者。其实不要说按中国古人观点，就是按钱穆先生的观点，凡是这样生活的“成功人士”，如果仅为谋身，谋私，既不谋道，更不谋国（天下），即使享高位大名，坐拥巨富，也无非仓鼠与厕鼠之别，“终为一小人而止”。年西藏“3．14事件后”，中华民族海内外凝聚力陡增，有网络流行歌曲叫《做人不能CNN》，证明“80后”一代人格的成长。所以，从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无数事例看，许多享高位大名巨富者也懂得，要想使自己在人格上真正高大起来，按照儒家思想，使自己作为人真正“立”起来，与自己的财富名位相匹配，就要由小人生变成大人生，就要在当今文明冲突中，为百多年来被西方国家骑在头上，受尽凌辱欺压，而今奋斗崛起在即却被西方国家百般围堵打压的我中华民族、国家和同胞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简单，想起来无非一念之差，做起来无非积德行善而已。“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后来翻然醒悟，经名士陆云点拨（陆云只一句话：“岂不闻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痛改前非，励志向学，后仕晋居官有善政和军功，还有著作，成为历史名臣。周处翻然醒悟，也就是一念之差。据报道，比尔·盖茨在暴富以后一段时间里，思想行为远未达到后来的高尚境界，后来思想发生改变升华，其实也是一念之差。
概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几个突出特征：第一是仁的特征。今人所谓大爱，在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仁。仁的好处之一是不用花钱买，无交易成本，又方便，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韩愈亦言：“足于己，无待于外。”君主有了仁心，就要爱民，这是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就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民族才能生生不息。其二，仁不是物，不是一张大饼，非零和游戏。仁道无穷大，全世界都要仁，仁亦分不完。第二，修齐治平。这是中国人生观的独到之处，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大同。第三，疏于物而亲于心，乃得仁智的大义。人生的乐处在是，真处也在是，此即中国人的真乐。这是中国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真义，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疏于物，即追求简单生活，贵能多暇，多暇不是去旅游，是多读书，多思考。近代西方引领全球旅游业，其实旅游还是一忙，特别是随团旅游，搞不好是遭罪的别名。多暇才能沉下来读书（不是上网，上网又是一忙，而且是一乱），多思考，才能品味、欣赏、感念生命的瑰丽悠长，得以养心。故有享清福一说，清净乃是一福。又说读书乃是人生一福（清福难得），简直是至理名言。今人多不知，以上网代之。上网乌七八糟，徒乱人意，乃不得已而为之，不得谓之福。今杭州人因为地利保留一点传统，流行休闲，可惜也多流于形式，真义已失。第四，人生的终极目的和境界是止于至善。至善，既指“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指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古之学者为己”就是这个意思，为己不是为一己之富贵，而是为个人德行达于至善。今之学者为己，又是一路了。
